地方治理中的问责与容错机制:内在张力与制度平衡

问责与容错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两种重要机制。问责制度的强化在肃清腐败行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官员的避责行为,使得地方官员在治理中害怕犯错担责而选择消极退避。如此便和激励改革创新、包容改革失误的容错机制构成了内在张力,具体表现为问责压力下官员的不敢犯错以及容错机制在应用中的不健全。为此,应厘清问责与容错的涵盖范围与制度边界,进一步落实科学的容错机制,引入公众参与问责与容错机制,平衡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关系。     

国家治理中问责与容错的内在张力与合理均衡

问责与容错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种重要激励机制,两者的衔接优化事关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问责与容错的理论研究并不同步,有关问责与容错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建设也不同步,问责与纠错在内涵边界、执行力度和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内在张力。究其原因,在于问责与容错之间在秩序导向与创新导向、确定性运作与灵活性运作、负向惩戒与正向激励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悖论,需要理解问责与容错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提升问责与容错衔接机制的严谨性,增强问责与容错评价标准的清晰性,不断化解问责与容错的内在张力,一体推进问责与容错机制的建设。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

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提高政府能力,特别是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是建设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为公众和社会服务的思想观念,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紧跟时代步伐,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是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与路径选择——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证据

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破解当前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构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制度、社会需求和资源支撑等视角出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项目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晋升激励是引致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充分条件,领导支持是驱动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在创新的代表性路径中,公民参与和媒体报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改革本身的难度对创新工作的影响有限;行政主导型、需求诱发型和多方互动型的创新模式是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时选择的主要路径模式。未来中央应更注重从制度层面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创新热情,降低社会公共服务需求的政府进入门槛,同时应注重激发公共服务创新要素组合的叠加效应。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重要组成机构,承载着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能,是国家公共服务的核心体现和基础。伴随着公共需求的发展与变化,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突出,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挑战。将供给侧改革引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通过供给端改革发力向需求端传导,是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均衡,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创新途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明确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价值取向与供给主体定位,以良性协作、达成行动为归依,利用社会与市场机制完善资源配置,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多元供给机制,完善供给侧改革的配套机制,以供给侧改革促进供需平衡,实现供需"双到位"。     

地区行政垄断与地方治理改革

从地方治理的视角分析地区行政垄断的行动逻辑，它在短期内可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升官员政绩，但不利于市场整合、产业分工和技术创新，并必将成为经济集约发展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有必要强化对地方行政行为的监督约束，促进地方政府间良性互动，促使地方政府从招商引资竞争转向公共服务竞争。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我国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与社会距离

我国的公共服务应以促进民众和谐与融通,消弭社会距离为目的。我国实行由省、市、县等地方政府按属地进行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制度差异与空间分异现象明显。随着目前的户籍改革,我国应消除歧视性的公共服务准入制度,将医疗保障、教育等公共服务制度进行城乡并轨和对接;构建公共服务地区间的转移衔接机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信息网络;根据受益范围与供给范围相等的原则划分中央与地方间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建设自下而上的公共服务供给激励和监督机制,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我国的公共服务最终要建构起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包容性公共服务空间供给体制,形成社会与政府持续互动的信任行动模式,增进社会认同与相互信任。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