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城市化进程中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以沿海较发达地区为例

正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党的十八大关于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我国农村尤其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成为各种利益的博弈之地。村干部作为最直接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一些村干部在利益考量面前,以权谋私、公权私用,走上了贪污腐败之路,成为腐败的高发群体。研究城市化进     

社会转型期我国中部地区回族职业分层研究——以河南省Z县为例

本文以社会分层理论为研究视角,以Z县回族的职业分层现状为考察对象,关注散居回族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期中的社会地位。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在已有的相关研究基础之上,对Z县回族的职业分层结构、职业获取途径和影响职业分层的因素进行调查,初步分析和讨论该地区回族社会分层的现状和特点。     

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管理对策——以青海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各类社会组织在西部民族地区迅速发展,并在文化、教育、卫生、环保、扶贫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相对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还比较滞后,其发展面临着体制机制、扶持政策、自身能力等困难和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政策扶持力度等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切实肩负起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任

全国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工作会议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如何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了重大部署 ,这对于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和基层组织建设水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乡镇党委是农村基层组织的龙头 ,是乡镇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发挥着“领头雁”、“排头兵”的重要作用。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乡镇党委必须在增强三种意识、体现“三新”特色、处理好三个关系上…     

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的实践与思考——以江苏省泰州市为例

调整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是农村经济结构多元化、经济组织多样化,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以及农村党员从业的流动性、多样性、分散性对基层党建工作的新要求。近年来,泰州市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创新,创造性地推进了"联建型"、"功能型"和"流动型"组织建构。并且,通过加强人才优化配置,提升党员干部素质,建立基层党组织互帮互助机制等工作,保障了创新模式的有效运作。当然,为进一步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创新的效用,在此过程中,应注意强化农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合理界定联建党组织的职能,树立系统观念;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党组织设置形式创新。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与对策——以陕北S县为例

西部大开发,人力资源开发是关键。当前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大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通过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进行分析,结合西部实际及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如何搞好西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现状研究——以河南省鄢陵县郭营村为例

近年来,虽然郭营村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伴随之发展的基础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文化活动场所缺乏,远程教育接收站、图书室等不完善,文艺骨干队伍、健身运动等方面也与村民的要求相差甚远。加强郭营村基层文化建设的对策如下:加强宣传文化教育;加快村庄文化网络设施建设;改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和设置方式;制度上保障村民文化权益;送文化下村;普及网络知识等。     

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需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农村党员干部是骨干力量。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强不强、堡垒作用发挥的好不好，农村党员示范带动能力强不强、模范作用发挥的好不好，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结合实际，探索创新，切实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培育发展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以南京侯冲村为例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提高农村社会自治功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典型模式——南京侯冲村的做法为解读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抓住新一轮农村改革和中央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历史机遇,把培育发展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一个突破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促进农村和谐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提高农村社会管理能力,完善农村社会化公共服务,提高农村社会自治水平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从村委会换届选举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以兰考县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

民主与选举有着必然的联系,选举是民主的本质.选举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选举制度是目前我国民主程度最高的一种政治制度,我国农民主要通过村委会选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村委会选举制度理所当然也就成为农村基层民主的有效表现形式.对于河南兰考连续多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回顾给人的启示在于,尽管限于我国农村的历史、社会条件和大多数村民政治参与水准,村委会选举结果与成熟而富有质量的民主政治结果相较,尚存在诸多局限,但搞好村委会换届选举,是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有效途径,则是毫无疑义的,应当坚定不移地将其推向完善.     

统筹城乡发展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长兴县的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其中,政府必须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而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又负有最直接的责任。浙江省长兴县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基本经验是:政府必须承担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的主要责任,通过建立领导机制、政府体制创新等有效地整合资源、制订规划、组织实施;政府必须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教育事业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重视社会力量,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和权利,形成政府、企业、社会三者之间互补、合作的良好格局,合力解决实际进程中的困难;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订并实施基于当地现实、适应当地现实、全面、渐进解决当地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     

预算标准法与儿童抚养成本研究——以夏县农村儿童抚养成本为例

本研究采用预算标准法,以夏县农村地区儿童抚养成本为研究内容,详细测算了在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下,生活在不同家庭类型,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儿童抚养成本。本研究还就所测算的儿童抚养成本与夏县农村地区主要社会救助项目进行了比较,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相当于温饱线,五保救助标准比低保标准略高,但是也仅仅覆盖了衣食成本。     

适应型风险治理框架的构建与应用——以基层政府因应金融风险为例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循"命令—控制"逻辑展开,但现实风险管理往往面临风险所具有的动态性和潜藏性带来的挑战,从而需要适应型风险治理模式。以基层政府面临的金融风险为基本风险情境,聚焦适应型风险治理的基本框架构建及其实现机制,提出需要革新风险管理的基本思维,在改变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实现新结构的有效运转,整合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研判方法便是基本路径。本文为基层政府在动态变化的外部条件下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提供了方法路径。     

关于遏制农村贫困人口"反弹"问题的研究

2003年,我国农村20年来首次出现贫困人口不减反增的现象.在农村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之后,遏制返贫已成为农村扶贫攻坚中的新内容、新课题.我们必须科学地分析贫困人口"反弹"提供的新警示及扶贫攻坚阶段返贫的新特点,并有针对性地实施遏制返贫的战略对策与措施,实现稳定脱贫,进而为农村小康建设创造条件.     

中国法定机构改革研究——基于青岛案例

法定机构制度是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法定机构改革中初步形成"行政化""事业化""企业化""功能区"等四大模式。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法定机构——青岛蓝色硅谷管理局,通过体制创新取得良好绩效并形成"法定机构+职员制"特色,在中国法定机构改革乃至公共部门改革中具有特殊意义。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分析并解决存在的问题,需要持续推进改革、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整政策、不断优化环境。     

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人力规模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主要局限于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基本视角对中国政府的人力规模进行历史考察和国际比较,对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上是政府人力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本文以2006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通过Eviews5．1软件对省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综合指数、地域面积、政府财力因素与我国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因素与省级政府人力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对我国省级政府构建合理、适度人力规模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农村财务管理中的腐败现状及其惩防模式构建

近年来,农村财务腐败问题从反腐败“盲区”变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违纪违法案件也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案值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农村财务腐败的行为表征体现为：违规操作,牟取私利;巧立名目,虚假冒领;肆意隐瞒集体资产与收入;票据使用不规范,收支管理混乱;现金管理不合理,白条列支严重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主体自律与他律意识呈现“双弱”态势,村级财务管理体制不规范,监控体系不完善,对现有的农村财务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也不够严厉。因此,要构建以教育反腐为基础、群众反腐和社会反腐为保障,技术反腐、体改反腐、司法反腐为手段的农村财务腐败惩防体系,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外来农民工流动党支部建设的重要作用及基本途径——以浙江省玉环县为例

社会融入难、负面社会心理的产生、合法化组织的缺失等是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强外来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目前发达地区政府及基层党组织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浙江省玉环县在外来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加强外来人口的党建工作,充分发挥流动党支部在促进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流动党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A Case Study of Multi-Level Streams Model of Chinese Decision-Making

The authors develop a new multi-level streams model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hines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ith regards to the top-down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s. Using this policy model, the 2005 decision to upgrade the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TBNA) to the national level can be regarded as a relatively rational choice with a series of interaction of political processes among the elites 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such as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social elites, and central leaders. However, i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sagreements and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part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TBNA. The central and the Tianjin governments are now trying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within the Circum-Bohai Region and within the TBNA through structural reform and personnel reshuff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