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域外视野下的特殊侦查手段

特殊侦查手段，是相对于常规侦查手段而言，一般具有隐秘性、技术性、强制性、易侵权性和特定性等特征。由于其在侦查犯罪方面的有效性，世界各国大都针对特定犯罪，其中包括腐败犯罪规定有特殊侦查手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特别针对腐败犯罪规定了特殊侦查手段。由于特殊侦查手段的易侵权性，各国也都对特殊侦查手段的审批、适用进行了限制。     

侦查程序诉讼化研究

在现代社会,侦查程序诉讼化不仅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重要体现。侦查程序诉讼化既是一种诉讼状态,更是一种发展过程。侦查程序诉讼化要求将所有的侦查活动都纳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应当具有正当性,合理配置侦查程序中的各项权力,在侦查程序中建立＂三方组合＂的诉讼结构,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等。我国侦查程序诉讼化存在许多问题,侦查程序诉讼化的整体程度较低,应当从侦查活动、侦查强制措施和侦查监督制约三方面进行完善,以进一步提高我国侦查程序的诉讼化程度,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侦查对策研究

从近年发生的食品安全犯罪来看,犯罪总量呈上升的趋势,危害后果也日益严重,作案手段更为多样和专业化。面对频发、多变的食品安全犯罪,侦查机关必须使用得当的侦查手段以应对。在食品安全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以后,侦查机关应针对案件的情节和特点选择侦查途径,发现线索并及时开展侦查。及时封存问题食品,查缉犯罪窝点,收缴赃证物品,及时询问证人、知情人,深入查证犯罪,都是非常必要的侦查手段。     

探求侦查和谐的路径——评《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

和谐是人类的普遍追求,而侦查的和谐也是如此。《和谐侦查——侦查的冲突与嬗变》一书指出：侦查和谐化具有必要性,这是人们＂求和＂观念的具体反映,也是侦查历史脉络的清晰表现。侦查和谐化也具有可能性,从侦查运行的规律中能够探知和谐的内在品质。侦查和谐化具有可行性,需要完善侦查的法律话语、警民关系和各项侦查措施等。     

"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初探

信息化时代下,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巨大的挑战,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侦查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严峻的反腐形势下,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线索少,案件发现难,案件查办难"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各项重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根据形势变化,更新办案思想观念,转变全新侦查模式,探索和使用"信息引导侦查"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这种新机制、新手段,化被动为主动,进一步提高与职务犯罪活动作斗争能力.     

论“卧底侦查”

"卧底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由于法律法规没有对这种侦查手段进行规制,这种侦查手段运用的合法性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在法活的条件下,规范侦查行为,是侦查法制建设的需要.     

论侦查思路的转换——基于中国的侦查环境分析

侦查思路的转换应从侦查科学化、法治化等方面切入。侦查科学化包括:侦查队伍的建设由业余化向专业化转变;侦查的领域从单纯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的空间;侦查路径从注重从案到人转变为从案到人与从人到案并重;侦查方式从强攻硬取、打疲劳战向讲究谋略、利用科技转变;侦查工作向智能化转变,侦查环境、手段趋向数字化。侦查法治化包括:从关系主义向法律至上转变;从偏重于实体转变为实体和程序并重;从对证明能力的关注转向对证据能力的关注;从形式上的对抗制转向实质上的对抗制;侦查管理实现法治化。同时也要注重其他侦查理念的转变。     

秘密侦查在西方国家的兴起

现代秘密侦查制度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历史脉络呈现出"欧一美一欧的三段式"历程:发源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随后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得到了极大发展,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大陆各国的秘密侦查实践又受到美国制度的强大影响并逐步走向合法化、成文法化.近现代秘密侦查兴起的历史规律体现为由军事、政治斗争向普通犯罪领域延伸;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特殊犯罪类型的出现是各国秘密侦查兴起的一项直接动因;不同的秘密侦查手段之间出现了一种与产生时间顺序同规范化程度相悖的现象.     

试论诱惑侦查行为的类型

诱惑侦查,是指为了侦查犯罪,侦查人员及其派遣的有关人员作为诱惑者,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使被诱惑者进行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的特殊侦查手段。对诱惑侦查的类型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诱惑侦查按9种标准,可划分为22种类型。     

网络赌博犯罪发展新趋势及侦查革新

网络赌博犯罪日渐猖獗,且有新的发展趋势:涉案范围跨区域性,犯罪主体幕后化、专业化,犯罪手段多样化、技术化,犯罪后果严重化、广泛化。公安机关在打击此类犯罪中存在发现难、调查取证难、侦查协作难等诸多困难。针对这类犯罪的新特点,应构建从资金流到案的侦查模式,用活"打击犯罪新机制",并加强与境外的侦查协作。     

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状况调查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调查显示当前广州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引人关注的若干基本特点 :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职能部门以及领导人是党群、政群沟通的第一线力量 ;报纸、电视等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流渠道 ,互联网在参与中的作用加强 ;国有和三资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成为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 ;选举机制的不完善和沟通渠道的不畅通阻碍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多数公民倾向于以正式途径和理智行动解决纠纷 ,但对激烈手段的认同率有所上升 ;必须重视由利益受损、失业压力及腐败问题造成的群众性事件     

电子党务与预防职务犯罪

在信息化时代,职务犯罪呈现出了智能化、隐蔽化、多元化、集团化的倾向,当前传统的职务犯罪预防手段已经难于达到有效的控制.如何把反腐倡廉工作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推行电子党务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各级党委和反腐败机构面临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辩侦交易因素”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存在理性及其司法运行问题研究——以“相对合理主义”为基本视角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引入“辩侦交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大反贪力度和推进反贪工作，达到更好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目的。然而触及到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将“辩侦交易因素”很好地引入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理论和反贪办案实践的问题时，就不得不对其本身的存在理性和司法运行等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当然这种研究的视角是多样的、自由的甚至是随意的，这里选择“相对合理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视角，但愿是相对理性的     

论国家工作人员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侦查对策

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是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的官员腐败,是影响最恶劣、危害最严重的腐败。近年来,随着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膨胀壮大及其犯罪的日益猖獗,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更加滋生蔓延,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政府的廉洁形象。所以要加强侦查对策的研究,以遏制其势头。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的滞后现象和它在遏制腐败、倡导廉洁方面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涉黑犯罪侦查对策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部分国家反腐败法比较

当今世界,腐败已成为各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如何有力治理和有效防范腐败的发生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国都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制止和预防腐败,反腐败措施的种类和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纵观各国主要反腐败措施,制定专门反腐败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选择,许多国家除了在自己国家的刑法、行政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规定有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内容外,还制定了独立的专门反腐败单行法律法规。这些专门反腐败法将反腐败的制度、措施进一步细化,而且适用起来更加方便、灵活,在各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对新加坡、韩国、美国和英国的专门反腐败法作比较研究,为我国反腐败法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一些借鉴。     

论并案侦查及其效益的最大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大量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导致了近年来刑事犯罪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其中尤以系列案件为多数,直接影响着公安机关破案的效率和质量。同时,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家对侦查资源的投入还受到局限。因此,将并案侦查措施与侦查效益理论相结合,从侦查成本投入和侦查资源配置两方面入手,实现并案侦查工作机制的创新,是解决侦查资源不足,提高破案率的一条现实途径。     

困境与出路——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考察

秘密侦查手段在侦查实践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然而其本身并未得到刑诉法的明确确认,因此通过这些手段所获取的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就成为当前司法实践的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只有从刑诉法上明确秘密侦查手段的合法性,进而解决其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问题,才是摆脱实践困境的唯一出路。     

共同受贿犯罪主体的认定

受贿罪共同犯罪主体的认定问题,不仅作为典型的共同犯罪问题而倍受关注,而且对当前惩治贿赂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刑法学共同犯罪理论及司法实践,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体,以及如何认定共同受贿犯罪的主体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非常必要。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由于共同贪污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我国刑事法律有关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规定在具体适用上存在不足,我们有必要通过归纳和评析理论界对共同贪污行为定性问题的不同见解,来正确认定共同贪污犯罪,以有力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搞好我国的廉政建设。     

浅谈毛泽东对腐败的根源及解决途径的探索

毛泽东毕生对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并对于其滋生的根源与根除的方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为目前我们党和政府惩治腐败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