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向公司的扩充

商业发展历来与人权保护息息相关.晚近,公司这种经济实体对于人权的影响力愈发强大,由是参与国际核心罪行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目前公司的极端人权犯罪主要依靠各国国内法进行规制,事实上产生了较大的惩治空白;而在国际法层面,通过国家责任监督与个人责任追究,无法真正全面公正有效地约束公司行为.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应当向公司扩充,这样既符合国际刑法相关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满足国际刑事法院技术、政治层面的需求.     

辩诉交易制度的本土化改造研究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做有罪答辩,以减轻败诉风险,从而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指控罪行,或者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及其律师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本文认为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应当移植和进行本土化改造,而且,它必将在我国生根、发芽,并最终成为我国法治和人权进步事业的重要保障性机制。     

从分权制衡原则审视羁押权之归属

权力分立制衡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刑事司法权力运作的基础,对于受指控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就国际公约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法治经验论,纠问式侦查构造已日渐式微,检察官无羁押权为各国立法之通例.如果检察官已经行使侦查、公诉职权,就不宜再在侦查程序中担当预审法官,也不应当享有羁押决定权.我国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温和而渐进地进行,在保障受指控人的听审权与救济权利的前提下保留检察官羁押权,引入事后审查制由中立法院对羁押进行事后复审.     

违法证据的排除与防范比较研究

违法证据的排除与防范比较研究傅宽芝违法取得的刑事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在有的国家，法官没有收集证据的职责）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集的证据。这种刑事证据，司法警察、检察官能否用以作为...     

从苏丹情势分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

联合国安理会向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提交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情势,引发了非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的质疑。将达尔富尔的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应由独立的机构判断苏丹政府“不愿意”和“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客观证据。这样做,一方面为了充分支持安理会向检察官提交情势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了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工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吸引诸如中国和美国等司法制度健全的非缔约国批准《罗马规约》。中国虽然是非缔约国,但始终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及其工作,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活动采取一种审视态度。有理由相信,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建立的良好工作模式,如对达尔富尔公正有效的处理,以及在我国法律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中国会成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检察官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分配

检察官刑事强制处分权是检察官为了获取证据或者控制被追诉人而具有的强制处分的权能,包括决定权、执行权.从检察官决定刑事强制处分的功能看,其具有法官的特点;从检察官执行强制处分的功能看,又具有警察的特点.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具有"混合型"权力的特征,因此,在对其进行分配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此外,其他包括两大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制度考察,法官中立性地位的保证,以及检察官举证责任的需要,等等,都是对检察官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合理分配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面临的政治与法律难题及其策略

国际刑事司法总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它的运行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政治支持,但同时也极易受到现实政治的不利影响.自国际刑事法院2002年成立以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既遭遇了“非洲偏见论”的政治攻击,也遇到了和平与正义的政治难题以及对逮捕令执行的政治阻挠.为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对各种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和反驳,同时也试图通过坚持法律原则和积极获取国际政治支持的方式维护国际刑事司法的形象.尽管首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九年的调查和起诉国际犯罪实践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仍有必要通过采取一些更加明确的策略来化解各种政治和法律难题,例如,可采取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的策略化解各种政治责难,通过赢得国际政治支持的方式推动法律问题政治解决,并在国际社会缺乏足够政治共识的情况下实现对政治的适度顺应,以便更好地维护国际刑事法院的公信力.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自行调查权及其实践策略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自行调查权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根据自己从来文中掌握的犯罪资料独立启动对任何一个缔约国国内发生的犯罪情势进行调查的权力,它既是最能体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独立性的权力,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最担心被滥用的权力。在《罗马规约》缔约过程中,检察官自行调查权的行使是各国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基于对检察官滥用权力的疑虑,《罗马规约》为检察官行使自行调查权设置了一定的制约机制。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从上任伊始便采取了对自行调查权尽量备而不用并鼓励缔约国自我提交情势的策略;尽管检察官对肯尼亚和科特迪瓦情势两次行使自行调查权的实践取得了成功,但这并不会改变其审慎使用自行调查权的策略。     

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与中国大陆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

一、公正审判权的国际标准 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及其下设机构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任何人的人权都应当得到有效的保障，为此．每一个人在其个人权利发生争议或者被指控犯罪时，都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公正审判权可以说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确认的一项核心人权，其主要内容大体上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     

从检察官诉洛朗·巴博案看国际刑事审判中的新问题

正科特迪瓦前总统洛朗·巴博被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指控涉嫌危害人类罪,其罪行包括谋杀、强奸、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此案一出,便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因为洛朗·巴博的前国家领导人身份;二是因为本案的相关情势由科特迪瓦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而科特迪瓦并非《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缔约国;三是本案涉及非洲地区领导人,令"选择性司法"和"非洲偏见论"的说法再次甚嚣尘上。     

中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利弊分析

1998年 7月 1 7日联合国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该《规约》2 0 0 2年 7月 1日生效 ,国际刑事法院在当日正式成立。该法院专门审判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审理的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 :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体现了国际社会防止和惩治战争罪恶和有组织反人权罪行的决心 ,呼吁世界各国尽快加入并批准《规约》。中国尚未加入《规约》。对中国未加入《规约》态度的重新审视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我国加入《…     

国际刑事法院司法合作的基本原则

目前,国际刑事法院研究已成为当代国际刑法领域的一个热点。平等互利原则、法院权威原则、相对主权原则和诉讼便宜原则是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司法合作的几项基本原则。贯彻基本原则时应限制检察官权力,强化对不合作的制裁。     

检察官的自行调查权

本文将探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内法院之间整合成一个体系的内涵,尤其关注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调查和起诉权,并涉及约束检察官这些职权的相关法律和检察政策。一、法律框架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罗马规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为加强国际社会刑事司法协作,惩治国际社会的严重犯罪,1998年联合国在罗马召开了联合国外交会议,并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会议最后文件>,据此,联合国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审判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国际机构,表明了国际社会决心改变以往对国际罪行采取间接管辖的做法,标志着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国际刑事法院对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时,如何做到和一国的主权及司法管辖权的并行和相容?因此,本文将就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行使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国际刑事诉讼中证据自由原则的确立和发展——兼论国际刑事法院的模式选择

早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中即已确立的证据自由原则是国际刑事诉讼中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原则.联合国的特设刑事法庭无论在证据的可采性判断还是在证明力评价阶段都继承了该原则,尤其是在可采性问题上,规定审判庭可采纳任何有相关性和证明价值的证据,并且在实践中将"可靠性"作为暗含的考虑要素.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一方面坚持了证据自由原则,同时又没有完全遵循特设刑庭的"两步走"模式,而是给予审判庭选择权.基于这种模式的弊端,建议国际刑事法院在适当的时候,明确规定"两步走"模式,并摒弃在证据可采性判断阶段考虑可靠性问题的做法.作为证据自由原则的集中体现,国际刑事诉讼中不承认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试论违法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

违法取得的刑事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在有的国家，法官没有收集证据的职责）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集的证据。①违法取得的刑事证据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违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二是以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     

研判刑事证据法实践脉动的新样本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中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79号),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80号)和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检例第182号)聚焦解析被告人“零口供”案件、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合理怀疑的理解和适用等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刑事证据问题,指导检察官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全面、客观地收集间接证据,运用间接证据构建科学、合理的证明体系;准确界定合理怀疑,明确刑事案件定罪标准的一元化,即证据确实、充分,并在界定合理怀疑内涵时去个人化,以提升指控质效。3个案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有助于破除口供依赖痼疾、践行证据裁判理念,推动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论国际刑事法院证据规则的混合模式——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比较为视角

国际刑事法院诉讼规则是一种混合模式,证据规则也不例外.而这种混合模式融合了大陆法系证据采纳的宽泛规定和普通法系证据收集、出示和审查中的对抗制因素.这种混合模式有其特定的成因,而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对这一混合模式则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从比较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对我国证据立法的启示.     

毒品犯罪主观故意认定之域外经验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第13号一般性意见中要求:"指控若未得到确实证明不得假定被告人有罪"。指控得到确实证明,既包括对于客观要素的证明,也包括对于主观要素的证明。在毒品犯罪的主观     

电子证据检察实务研究

在检察实务中,以计算机及其网络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对于证明事实、判定案件的价值日益突出.电子证据不仅在查办典型的计算机犯罪时必不可少,而且在处理以数字化信息设备作为犯罪辅助工具的案件中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可以加强指控.有些案件中,电子证据还对于认定刑事责任年龄,发现线索,突破案件起到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必须有效解决电子证据的提取、审查鉴定以及依据合理的定案规则运用电子证据方面的现存问题,关注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制,才能更好确保电子证据在案件认定中的有效运用,实现办案效率与人权保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