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推进 ,国际、国内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日益复杂 ,世界已步入危机频繁的时代。如何成功地应对各种危机 ,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社会面对危机时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愈加突现出来。本文详细论述了作为社会“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 ,在政府危机管理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并强调了政府与新闻媒体在良性互动关系对于成为解决危机事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把“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全球性的“SARS”危机作为典型案例 ,分析并对比了中美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作扮演的角色 ,提出我国政府和新闻媒体在应对危机时存在的问题 ,以及两者之间缺乏良好的互动关系的观点。文章最后部分针对“SARS”危机中 ,我国政府和新闻媒体没有能够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的问题 ,分别对政府和媒体提出了改进建议。     

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危机公关

“9.11”事件标志着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危机对于政府的形象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的审视,对政府自身的形象产生巨大的影响,导致政府形象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政府危机公关应运而生。危机事件的特点和政府公共职能的特性决定了政府危机公关的特征。政府危机公关是建立在法律、技术、管理和社会4个支持平台上,在危机的预备期、冲击期、恢复期3个阶段从信息、行为、心理3个方面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社会管理创新八议——基于社会风险视角

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本文以社会风险防范和社会矛盾化解为视角,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主张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重点在于对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虚拟社会的管理,以满足民众的安全、融入、公平、表达诸需求;确认中国处于“风险共生”下的高风险社会,其依据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停滞、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系统复杂、现代性的不确定性.创建了“风险-灾害-危机演化连续统”模型和“风险管理-灾害(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全过程应对”模型,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治理.揭示了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冲突增生等四大社会风险源,概括出暴力群体性事件、具体利益冲突、集体性敌视、普遍的社会不满等四种社会矛盾形式,构建了“社会矛盾冰山结构”模型,设计出阻断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五大制度体系.     

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以汶川大地震为个案

在危机事件频发的现代社会,通过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并降低危机事件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巩固政府管理的合法性,成为各国政府与社会广泛关注的课题之一.本文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试分析政府的危机事件应对举措对其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职能结构分析

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职能包括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事故灾害危机管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社会安全危机管理等基本职能;危机预防、危机应对准备、危机应对和危机善后恢复管理等流程职能;危机管理决策、危机管理组织、危机管理协调、危机管理控制等运行职能。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全球议程与行动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具有全面、全程与全球治理的特征，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形成了“社会隔离”“国际安全”“全球风险”“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五个公共议程。在五个公共议程发展脉络中，“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建设”“应急管理”“全球—地方”“加快研发”成为构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行动框架的五个维度，满足了创新性、整合性、普遍性与应用性的治理需求。为了避免回归“旧常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遵循“治理刺激—反应链”的原则下进行整合治理，以实现“更好的健康”和“重建得更好”的愿景。     

浅析公共危机管理机制

近年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危机对于社会的严重危害性已经日益引起各国政府格外重视。如何应对危机,减少损失,愈来愈成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面对各种重大的突发事件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也成了政府对危机的管理的首要内容。针对现阶段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简要分析了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前中后,事件的管理体系的整套运行机制。提出建立政府现代化危机管理制度,全面提升我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保障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同时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做出展望。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与危机管理能力研究综述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各种概念的界定、危机的类型、危机的诱因;国外危机管理经验的借鉴、危机管理案例和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等。我国的危机管理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关于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措施研究上,主要有“制度论”、“经验论”、“全面整合论”和“公共关系论”。我国学界对危机和危机管理的研究,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实证性研究不够、跨学科研究不够和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等等问题。     

英国危机管理简述

（一） 英国的危机管理称为“整合危机管理”（Integrated emergency management（IEM））。由六个相互依存的环节构成：预期、评估、防止、准备、应对、恢复（anticipation，assessment，prevention，preparation，response and recovery）。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危机应对的准备方面、危机的应对和恢复方面。     

我国现阶段的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

我国现阶段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具有若干转型期显著的特征,应通过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决策机制,区别并关联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避免陷入浪费公共危机应对资源库存,忽视突发事件“第一在场者”能力建设,把公共危机管理看成是应急性处理等误区。     

论现代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主要环节

现代危机应急管理与传统的危机应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本文在分析现代危机应急管理与传统危机应对区别的基础上，来探讨现代危机应急管理的主要环节，提出现代危机应急管理应是建立在危机预防、预警和预控基础上的主动管理，而不是毫无准备的被动应对。现代危机应急管理的主要环节包括激活应急预案、实施应急疏散、紧急救援和危机控制等。     

复杂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危机管理

关于危机管理的具体过程,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奥古斯丁的六阶段模式、罗伯特.希斯的4R模式、米特罗夫和皮尔森的五阶段模式、国内学者的四阶段模式。构建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可以保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秩序,维护其公信力和合法性。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包括: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制订危机应对计划;设立危机协调机构,构建危机应对系统;增强危机应对意识,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健全危机管理法制。     

管理虚拟社会与应对网络舆情

近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刊发辜胜阻、李华撰写的题为《虚拟社会管理与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的文章。文章指出,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网络虚拟社会的管理，对于各级政府是一个新的挑战，如果领导干部不学会正确利用网络来构建电子政务平台，学会网络时代的应急管理，就会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困境及消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现实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不足、盲目乐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疾控机制有缺陷;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政社对接不畅,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能力应多方联动,构建“合作共治”治理模式;做好预防,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云治理平台,推进治理内容精细化;合理引导舆情,做好信息管理工作;明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强化职能担当;构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公共危机决策：难题分析与应对策略

公共危机决策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实践中，公共危机决策仍存在决策情景复杂多变、决策后果多重且关联、决策的支持系统有多元需求等困境。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公共危机决策的应对策略，分为战略规划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我国推进解决公共危机决策的难题的进程大致可分为规范化、精细化、体系化三个阶段，目前，还需要进一步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基本原则，力争“渐进式”地解决公共危机决策的共性难题。公共危机决策的实践创新，则通过问题导向、过程导向、结果导向的策略扎实推进“致灾因子—承灾环境—应灾主体”三要素系统优化、“责任—信息—情景”三要件有力支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社会评价”三指标同步提高，从而全面推进公共危机决策的现代化水平。     

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韧性治理及其策略

与普通城市相比,超大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高,灾害事故成因复杂,源头防控工作难,基层保障能力薄弱。一旦出现重大突发危机,城市社区作为危机应对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关重要。而且,社区作为超大城市应急管理的基本单元,处在突发危机应对和防灾救灾的前沿阵地,是筑牢基础,抵御各类危机危害的“最先一公里”。本研究对韧性治理框架下的社区韧性特征分析,从社区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提升,治理功能的重构以及应急管理模式的转换等三个方面,描述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构建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结构韧性、功能韧性和行动韧性等能力,并提出韧性治理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主体协同,强化社会动员;促进资源整合,建立韧性网络,增强基层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调适、自我恢复的能力。通过完善韧性治理体系,提升社区韧性能力,将危机减缓做到前端,落在基层,防范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实现超大城市社区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的韧性治理。     

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以埃博拉危机应对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一些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远超危机所在国(区域)的应对能力范畴,迫切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近些年,跨区域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的国际合作状况表明,国际社会还远未建立起危机应对合作的有效体制和机制。基于对埃博拉危机应对中的国际合作状况的分析,疫情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有限,世卫组织指导协调国际合作能力有限,国际援助力量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危机应对初期没有做好舆论宣传工作等问题的存在,降低了危机应对效率,扩大了危机造成的损失。因此,应构建以危机所在国(区域)政府为主导、以国际(区域间)组织为领导、以各类国际援助组织为协助的危机应对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提升各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建立国际合作的有效制度规范,保障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中国际合作的有效实施。其具体建议是:各国(区域)政府应重视危机防范,提升危机应对核心能力;提升国际(区域间)组织在危机应对中的沟通协调能力;将社会力量纳入危机应对的完整体系。     

挑战与变革: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基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变革

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网格化管理作为信息技术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产物,在推动社会管理科学化、有序化、精细化等方面有突出优势,但还远未达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作治理效果,为此,亟需从网格化管理向网格化治理转变.具体来说,应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应对社会自治诉求与政府社会管理诉求的矛盾与挑战,以政府的有距离治理应对静态化管理现实与动态化管理需求的矛盾与挑战,以无缝隙管理应对重管理轻服务与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的矛盾.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     

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

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西方社会的协商民主是一种基于理性、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体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对话、讨论而达成最大限度“重叠共识”的治理形式.而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则是社会管理的关节点.协商民主与社会管理有着共同的价值旨趣和话语平台,存在着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倡导参与、对话、讨论的协商民主有利于推动社会管理的发展与创新,而以公民参与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则有利于协商民主的全面“铺展”.以协商民主和社会管理的链接与良性互动为研究的切入点,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