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改革简论

联合国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进入新世纪,大国之间矛盾的增多和超级大国的单边政策使联合国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同时,联合国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迫切需要改革。许多国家就此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提出联合国改革应有利于维护成员国的主权和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有助于保持世界的多样性等观点。从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情况看,如何学会在大国利益中的夹缝中生存和最大程度地为国际社会服务,是联合国改革面临的最根本难题。     

和平发展战略下维护和拓展中国海外利益新的价值纬度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地位和分量在迅速上升。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必须着眼于和平发展战略的终极目标,要在现行国际秩序框架内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提升软实力在海外利益维护和拓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维护和拓展海外利益新的着眼点。     

试析中国处理伊拉克危机的战略与策略

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基本散去 ,美英联军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 ,但伊拉克危机远未结束。各国应对伊拉克危机的态度各一。中国从“9·11”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出发 ,高举维护世界和平和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旗帜 ,在联合国框架内充分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独特作用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 ,努力推进国际政治多元化 ,同时又谋求维护自身的最大利益 ,发展对美关系。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的挑战及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西方发达国家正以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为后盾,凭借多种手段对中国实施文化扩张战略,中国的文化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已成为构建中国文化安全战略中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对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愈益显得重要。西方发达国家正以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为后盾,凭借多种手段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加紧实施文化扩张战略,中国的文化安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已成为构建中国文化安全战略中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对维护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在与美国的角力中艰难行进--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理性思考

现行的联合国体制基本上是"二战"的产物,反映了1945年战胜国主导下的世界格局,其目的是防止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希望联合国能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民主,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联合国面对来自各领域的安全挑战,经常显得软弱无力,有时甚至是束手无策,未能阻止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内乱和种族大屠杀已经成为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保障人权方面的污点.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缩小穷国与富国差距方面,联合国也行动迟缓.对此安南曾评价说,在各国利益的角逐下,如今的联合国正被文山会海所淹没,很多会议的议题是重复和没有意义的,那些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才通过的决议往往也只停留在纸面上,而许多真正重要的问题却得不到足够的关注.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增强其代表性,加强民主化,建立世界新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但是,由于它只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在许多问题上不得不体现大国的利益和精神,尤其是美国强权政治的制约和主导,使联合国改革的路程变得格外艰辛和困难.基于这种现实,通过对联合国性质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分析,笔者对联合国的改革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试析法律在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作用

法律是构建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中的重要工具,《联合国宪章》中有关集体安全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集体安全体制的成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集体安全法即在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第2条第4款)的基础上,对和平的威胁、违反或侵略行为采取行动的强制规范(第7章措施)。在充分吸取国联集体安全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不仅使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政治基础法律化,同时又给予集体安全体制以更多的法律特征。体现各国政治意愿的国家利益与法并非完全矛盾,《联合国宪章》对于武力使用的严格限制正是法维护国际社会每一个成员国家利益的重要反映,集体安全体制中既有法律规则、也体现了政治现实。尽管现存集体安全体制还存在法规不完善等问题,但实践的发展明确要求法律作用的强化,以推动联合国改革朝着更加规则化的方向发展。     

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是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体现在决策制定、经费分摊、部队派遣以及国际舆论的影响等方面。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发展成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最重要的手段，在此领域的话语权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进一步塑造“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努力增强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     

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

1999年东帝汶骚乱的发生是科索沃战争之后影响东亚安全的第一个热点问题。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了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东帝汶维和的积极参与,使东帝汶问题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维护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核心地位及东亚的地区稳定。本文将从中国与东帝汶的关系入手,结合对东帝汶维和的参与过程,分析中国参加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和对“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基本立场。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