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母亲灿烂的人生赞美

我94岁的母亲王辉走了,永远离我们而去。而她那刚毅、善良、总是充满欢笑的面容,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她对子孙们充满爱心,常常给以祝愿和善意的教诲;她总是亲切友善待人,仿佛是将爱洒满人间的寿星天使。妈妈出生于香港,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汕头市委、潮汕中心县委妇女部长等职。当父亲离家出走北上抗日后,她因做党的地下工作,随时可能被捕和牺牲,便于1939年初趁党组织派她赴香港找廖承志(请示去东南亚找华侨募捐以支援潮汕地区开展游击战事宜)之机,将我和妹妹忍痛送进了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即孤儿院)。1…     

50年前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我的父母当时在上海中共代表团工作。10月,和谈工作被迫中止,大部分同志撤回解放区,有少数人派到香港。10月下旬,周恩来和钱之光同志找父亲谈话:他的新岗位是参加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继续搞工商统战,负责党内财政并参加党刊《群众》的编辑工作。10月29日,我父母离开上海去香港了。而我仍在上海。 1948年初,因生活困难,七叔和八姑就带奶奶和我来到了香港。     

悲壮时日——记赵君陶母子在香港

1 赵君陶经过四天海上的颠簸,于七月初安全抵达了香港.李硕勋和柯麟同志一起到码头上来迎接赵君陶.李硕勋见到妻子赵君陶和儿子非常高兴,立即将儿子李远芃(到延安后改为李鹏)抱在怀里亲了亲,天真活泼的儿子对爸爸乖乖地说:“我和妈妈都想你了!”李硕勋对妻子说;“幸亏你早来一周,如果迟来一周,我已到琼崖(海南岛当地称琼崖)去了.”李硕勋在香港,先住在九龙柯麟同志那里,后在香港九龙中共香港市委秘书长潘亚波家里.赵君陶和儿子来后,住到潘亚波家一段时间,他们又搬到省委军委机关住.广东省军委机关设在香港九龙一个商店内.这个商店是广东省委军委机关一个廖干事的叔父开的做小买     

"立功"与"立言"——读杨奇同志新著《虎穴抢救——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营救文化群英始末》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革命前辈杨奇同志出版了新著《虎穴抢救——日军攻占香港后中共营救文化群英始末》(香港各界纪念抗战活动筹委会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有限公司2005年5月版)。书中所再现的战时粤港的一段激荡的历史风云,恰好是我长期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题目,读来扣我心弦,益我所知,喜而有感。     

香港新政协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

本文把以新政协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建国前夕香港民主运动梳理成四个层面:第一,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各民主党派公开响应和毛泽东复电发表的历史过程;第二,以香港分局为轴心的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就新政协问题的三次讨论及其体现的民主协商精神;第三,由香港工委领导的以争取国民党高级人员起义为主要内容的多党军事合作,初步显示了多党合作的威力;第四,中共护送民主党派领袖、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和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信赖。同时,从中探讨香港新政协运动与多党合作的关系,说明香港新政协运动的主旋律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     

潘汉年、乔冠华策动杜月笙

杜月笙是昔日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靠黑白两道起家的人物。1948年底杜月笙去香港时,潘汉年等中共领导人曾专门会见过他们父子,希望他们的帮会势力在上海解放前后不要搞阻挠破坏活动;     

风雨如磐港岛行

1948年,正当中共四川地下组织接连发生领导干部叛变,大破坏如滚雪球般袭来的时候,马识途两度去到香港……     

一脉相承的和平统一祖国思想——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

<正>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收回香港、澳门和解放台湾的任务。中共三代领导集体,除解放初及6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外,都采用了和平统一的思想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并为此作出积极贡献。     

新四军联欢会上的洋指挥

1939年秋,我在泾县南陵从事中共外围社群统战工作,不时去云岭汤家山(中共皖南特委会所在地)向组织上汇报工作。一天恰逢新四军政治部在军部礼堂——陈家祠堂召开联欢晚会,朱光(青年部部长)邀我参加。我第一次见到皖南山区偌大的宗     

亲见毛主席投票

正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务工作很多,从各单位借调了不少同志参加会务工作。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部里有一些同志被借调去,我也去了。记得我们宣传处(局级)的副处长张军和14级的大干事林路被调去参加写简报,去了会场;我参加会议文件、材料的校对工作。和     

我与香港《大公报》结缘——从当年实习说起

1948年,我带着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介绍信,从北平到香港《大公报》去实习.当时,香港《大公报》刚开张(1948年3月15日复刊),一共几十个人,几间小房.记者少,没人带,我只好单独去跑新闻.报社每天分配具体任务,要求及时交稿.记得,日伪统治时,我在上海大同附中学习,写过一篇小稿,寄给上海《申报》刊登了.这是我见报的第一篇稿子,内容是讽刺学校生活,没署真名,也不敢写地址.解放后听说:学校当局对此稿追查了一阵子,几位比我大些的男生替我背上黑锅,受到怀疑;该校当时已有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就是今天的外交部长钱其琛.1946年高中毕业,正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少年时代的一位好友从江苏宜兴来上海我家:两个小姑娘决定将来都当记者.我考上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她因故未赶到燕大考场,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系,几年后也搞起新闻.她就是当代中国著名记者金风.     

世纪之交中共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与时俱进的精神与实践

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影响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的高度,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对台具体政策和策略,以新的思路顺应时势的变迁: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中共对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比港澳更宽松;台湾政党更替,中共把民进党内顽固“台独”分子与广大民进党员区分开来,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对应之;两岸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共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中共对台具体政策和策略的不断调整,推动和引导着两岸关系向健康、有利的方向发展。     

香港花园街生活的回忆

香港花园街生活的回忆黄道奇去年１２月我去曼谷回程中在香港逗留了几天。听人们说香港四十几年来变化很大，建国前去过香港的人再也找不到原来居住过的旧址了。我因这次到香港没有任务，又有人领着在市区内逛，便去寻找我原来居住过的地方，下决心到九龙寻找花园街。这条...     

港岛殊勋——周恩来与战时的香港文坛

知识分子问题是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抗战时期,周恩来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通过中共驻港机构领导和影响香港文坛,树立了一个文化统战的范例,在中国革命文化史和统一战线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为保护中国文化精英和发展抗战文化事业,他审时度势,多次部署一批又一批文化人从内地转移到香港,并指导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香港八办”)等机构占领一系列文化阵地;他具体指示廖承志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妥善处理战时香港文坛的矛盾和争论,把旅港文化人最大范围地团结起来,建立最广泛的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使香港成为战时中共重要的文化宣传基地.当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旅港文化人陷     

抗战胜利后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述论

本文从三个层面探讨战后(1945-1949)中国共产党与香港进步文化的关系:首先,分析中共运用适当的外交手段和文化策略,在香港设立秘密乃至半公开的机构,并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占领香港文化阵地,使香港成为中国革命最后关键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其次,论述中共在战后香港所树立的进步文化工作范例:为保卫中国文化精英和发展进步文化事业,审时度势,部署大批文化人从内地到香港,并在各方面给以关怀和帮助,组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把香港新文艺推向第二个高潮期;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成功地护送他们北上参加首届政协和文代会.最后,说明香港进步文化阵地在中共的统一战线活动即民主宣传、财经统战、军事统战和涉外活动即向海外同胞宣传、国际时事述评和国际外交宣传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赵君陶在香港的日子

夫妻重逢 公元1931年夏天,赵君陶带着儿子李鹏,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于7月初抵达香港。李硕勋和柯麟一起到码头迎接赵君陶。李硕勋见到妻子和儿子非常高兴,立即将儿子抱在怀里亲了亲,天真活泼的李鹏对爸爸乖乖地说:“我和妈妈都想你了！” 李硕勋对妻子说:“幸亏你早来一周,如果迟来几天,我已到琼崖(海南岛)去了。” 李硕勋在香港,先住在九龙柯麟那里,后在九龙中共香港市委秘书长潘亚波家里。赵君陶和儿子在潘亚波家住了一段时间,又搬到广东省委军委机关,广东省委军委设在九龙一个商店内。这个商店是广东省委军委机关廖干事的叔父开的,是一个小卖店。机关只有一个廖干事。李硕勋、赵君陶和儿子住在楼下,廖干事住在楼上,门面是开的小商店,有利隐蔽活动。赵君陶来香港工作是党组织为了便于李硕勋开展工作,以家庭掩护党的地下斗争。 夫妻别后重逢,谈工作,谈生活,谈孩子,谈到甜美也谈到艰辛。他们之间有多少话要说啊！但李硕勋的工作很忙,无暇谈得更多。他到香港后,曾与中共香港市委负责人郑仁波、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启泰(即章汉夫)、省委工作人员兼交通总站负责人李少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干事廖独航和曾在25师任政治干事的林增毕等进行联系,研究工作。在此     

抗战时期的盐阜区儿童团

1939年3月,我在大姐、中共秘密党员韩淑仪的帮助下,在广西桂林市国民党统治区,参加了全国闻名的少年儿童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那年我13岁.1941年"皖南事变"后,按照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中共广西省委书记李克农的指示和安排,新旅的一部分骨干团员分批撤退,经香港、上海安全转移到江苏北部的盐阜抗日根据地.当时我也跟随团体到达了盐阜区,并于1942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被选为团务委员、党支部委员,参与了新旅的领导工作.     

路遥知马力——忆送李班进苏区及其它

李班同志逝世五周年的日子临近了,又引起我和他之间往事的许多回忆。这里着重回忆我送他进苏区的情况和他在中国的战斗历程,借慰李班同志在天之灵!我是1931年下半年被中共武平县委派到梅县松源六甲中学,以学生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1933年冬我即将毕业时,我的老师王建良(党员)去汕头一家台湾人(祖籍蕉岭)开的太原齿科医院医牙,意外     

红都叙事──项英在中央苏区(之二)

组建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跟着交通员走下虎岗，在一个有上百户人家居住的山村里找到中共闽粤赣边特区委（不久改为中共闽粤赣省委），特区委书记邓发热情接待了项英。邓发当时24岁，自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后，先后在香港、广州市和广东省委担任书记、组织部长等领导职务。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于1930年10月下旬，先于项英20天左右，代表党中央去闽西苏区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有关决定。邓发年轻气盛，工作雷厉风行。他一到闽西革命根据地上杭县苏家坡，就在那里召开闽粤赣边党代表大会，宣布改组闽西特委，成立闽粤赣边…     

建设狮子滩水电站的日日夜夜

把优秀干部调到工业战线1954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在中共重庆市第二区(即今江北区)区委接到通知,到市委去开会。当时我是二区委办公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