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博弈的历史考察

中日关系既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又有1894年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二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中日关系"第一个历史"是日本向先进中国学习、在实力比较上是"中强日弱"时期。然而日本作为一个狭窄多灾岛国,有着强烈的扩张生存空间意识,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只有一个既先进又强大的中国,才能使日本折服甚至追随。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其后又走上了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邪途。1894年甲午战争成为中日实力对比的转折点,即从"中强日弱"转变为"日强中弱"。二战后,中日关系"一强一弱"成为历史,并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今后10-15年,中国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经济和军事实力将进一步走向强大,日本和美国将会加强合作来牵制中国。然而,从中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与中国友好相处。当今中日关系的本质问题在于,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美国某学者所称的"追随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会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终于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     

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 ——以解决日本战犯问题为例

20 世纪50 年代,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却已经开始。 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圆满地解决了日本战犯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 的战争遗留问题,更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形象传到了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 展。作为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遗产,新中国解决日本战犯问题通过中国官方与日本民间的关系 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中国崛起与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冷战后，中日关系进入再调整阶段，中国的崛起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步伐的加速使两国关系在多方面出现结构性矛盾，这决定中日关系发展的波折性。对未来的中日关系，我们不宜对此抱过高的期望。但我们也不宜持悲观态度，中日经济关系现状表明两国关系仍存在着巨大改善的前景，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珍惜和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50周年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只是近百年,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幸的曲折。特别是1937年日本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双方友好人士和团体的努力,中日民间来往有了发展。到1972年,中日两国终于重新恢复正常关系,揭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今年是“七·七卢沟桥事变”’50周年,又是中日恢复邦交15周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回顾一下两国关系的这段曲折发展的历史,探讨如何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近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国的对策

近年来，伴随首相更迭，日本不断调整对华政策。其间，中日关系历经冰冻、破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日本在迈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厌华”情绪，对华军事政策重在两面下注，备战冲突升级；但为缓解政冷对两国关系的桎梏作用，日本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重视推进战略互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此，中国应加强对日政治交往，提高战略互信；增强中国国防实力，避免冲突升级；发展双方互利合作，化解矛盾分歧；增进国民沟通理解，改善舆论环境。     

大平正芳与当代中日关系

大平正芳是日本著名政治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即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步入政界后敢于正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并以政治家所特有的敏锐眼光为时代潮流而动，谱写了当代中日关系的友好诗篇。从其为两国关系解冻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从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推动两国关系向更广阔的领域迈进，大平与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功绩卓越。大平以不懈追求中日友好的精神风范，向世人展示了人类对和平与友谊的无尽向往     

中日关系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近年来，在日本政局与外交新变化和中日相互作用新趋势的推动下，中日关系面临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新转机。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平衡美亚和重视日中关系的政策取向，为中日关系带来了“福田机遇”期。中日双方应珍惜这一机遇，共同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更高层次的战略和解与合作。     

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动因、影响和前景分析

日印两国同为中国重要邻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问题。当前中日两国都正大力推行高铁外交,印度首条高铁选择日本新干线系统受到世人的瞩目。本文探讨了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动因及其对中日印三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前景进行了讨论。综合运用新制度主义、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从多维度角度分析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战略性价值,而不仅仅局限于对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孟艾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系统,是日印两国关系不断深化、经济利益考量、安倍经济学、孟艾高铁盈利预期高和中国因素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日印孟艾高铁合作促使两国关系上升到新的维度,使新干线系统在印度站稳了脚跟,给中国高铁外交增添了阻力。日元继续贬值可能性,印度实施高铁平衡外交,印度国内恐怖主义和征地困难等问题使日印孟艾高铁合作前景不明朗。中国应加强高铁核心技术的研发,学习新干线外交的比较优势,通过实地考察、研讨会等形式提升中国高铁影响力。研究日印孟艾高铁合作的动因、影响与前景对于拓宽日印两国关系的研究领域,跟进日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动向,以及对中国做好在印度的高铁外交具有重大的学理和现实意义。     

日本社会：对华心态扭曲与消极民族主义郁结

中日关系被认为是中国与20多个邻国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的经济关系很“热”。但政治关系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冷”。近年来日本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下落和国内经济连年衰落造成其国民心神不宁，对华心态失衡，扭曲的心态又催生出消极的民族主义郁结，从而使日本上下要求取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大国地位的愿望日益强烈。政府修改宪法和建立军队在日本公众中亦有近50％的支持率。对此。我们应当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韬光养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日两国关系问题。     

日本对华援助(ODA)政策调整的原因分析

日本对华援助是在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和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要促进中日两国和平友好相处的背景下产生的,20多年来,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谱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但是,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情况的变化,中日关系在逐步倒退。日本开始改变初衷,即对华援助从过去的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转向以政治利益为目的。日本对华ODA政策作了大幅调整,“援助”金额逐渐减少,而且,日本政要多次表示对华经援“总有一天要毕业”。日本方面出现了与初衷不同的做法,给两国关系正常化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三年来的苏联对日政策及发展趋向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即积极改善对日美系,说明日本在戈尔巴乔夫的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三年来苏日关系发展并不顾利,出现波折。苏对日政策处在调整过程中。今后苏对日仍将继续来取改善关系的方针,但北方领土和苏在西太平洋加强军事实力等问题,会影响两国的接近。苏日双方都将做出努力,避免使两国关系的发展陷入僵局。     

面临重大转折的中日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两国间在经贸交流日趋活跃的同时,政治关系持续僵冷,各种对立与摩擦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从深层次看,这是两国在综合国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相互调整心态和重新定位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在所谓“超越战后”的意识支配下,表现出强烈的对外强硬姿态。而美国强化日美同盟,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军事作用,也加剧了日本的外交失衡,促使日本当权者有恃无恐地对周边邻国特别是中国摆出一副可以说“不”的姿态。阻止中日关系大幅度滑坡,尽快地使两国关系走上顺利发展的轨道,是现阶段中国对外关系中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紧迫课题。     

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

<正> 1972年9月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正式恢复邦交,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从中日双边关系来说,它宣告了1874年以来近百年之久的日本侵华史的正式终结,中国作为战胜国,日本作为战败国,重新把两国关系建立在主权平等、睦邻友好的基础上;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说,它宣     

重温周总理关于中日关系的决策

日本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点国家。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传统友谊,但在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大举侵略我国,破坏了国家关系。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又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阻碍了中日往来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人民和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到正式建交,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的外交首脑,对中日关系有许多卓有远见的分析和判断,他为中日友好亲自做了大量的工作。值此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笔者就     

正确对待历史 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建交以来，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近十几年日本政要否认侵略的言论由隐蔽走向公开。两国关系是在日本某些人歪曲历史、中崐国方面对其揭露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中日两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做法有着明显的区崐别。正确对待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     

中韩经济关系的发展

<正> 一、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两国关系接近近来,中国与韩国的经济关系引人注目。但中韩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的改善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导致两国关系改善的原因,是由于1978年末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1980年,中国通过香港从韩国进口了200万台黑白电视机,使两国的经济关系出现了戏     

试析印日关系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日本逐渐将其亚洲外交的重心转移到印度,印日关系不断升温,两国关系正在进入蜜月期。印日关系的不断发展,将给中印关系带来潜在的影响。本文试对印日关系的发展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意图和政策走向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推进＂南进战略＂,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争夺海洋权益的政策倾向越发明显。野田内阁上台以后,更是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开展海上安全合作,谋划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机制。不难看出,日本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是在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这不仅使中日两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必将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然而,对华政策又是决定日本外交成败的关键,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的,决定了中日关系将长期在曲折反复中前行,中日领导人之间的机制性定期会晤,将有助于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     

日本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

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经历反华、友好合作到合作加防范的逐步演变过程.在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中,国内政治与美国因素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对华竞争防范与谋求经济利益则是不变的考量.在中国崛起、中日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消极面上升,经济联系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关键.两国关系格局近期难以根本改变.     

20世纪上半叶在华日本记者的中国认识——以龟井陆良为中心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中国创办了大量报刊。其中,在北京发行最早、影响最大的就是华文报纸《顺天时报》,该报第三代社长龟井陆良是20世纪初期活跃在北京新闻界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中日关于"对华二十一条"交涉时日本记者当中对华强硬派的代表。然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战后的龟井转变为批判日本的对华政策、积极宣扬国际和平的活动家。龟井陆良中国观的转变以及他关于新闻媒体与国际关系的一些言论和主张,对于我们回顾上个世纪中日两国由摩擦、冲突走向战争的历程,进而思考今天的中日关系以及媒体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与责任,具有历史的见证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