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合同的效力

和解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互相让步,以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合同。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有三:第一须有争执或法律关系不明确之状态的存在;第二须有终止争执或排除法律关系不明确状态的意思;第三须有相互让步。和解合同具有确认的效力与和解合同对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效力以及效力障碍等问题,和解合同撤销的情形有,诸如和解与欺诈、胁迫、显失公平和错误制度。     

论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各国民法在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断然否定合同效力,所保护的法律利益往往不能抵消因使合同无效而造成的资源浪费。本文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律规则,明确法律条文对合同的效力的影响,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判断的依据。     

合同法效力性强制规范之适用

并非所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无效。应将强制性法律规定分为效力规范和取缔规范。一般情况下,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才构成无效。因效力性强制规范与宪法、刑法、公序良俗、公共安全、国家利益等紧密相联,所以可以此为依据对其进行粗略的具体化和类型化,总结出一个导致合同无效的强制法律规范系列,确立起适用强制法律规范判断合同效力的原则。     

试论合同的生效与效力

合同的生效侧重的是合同当事人的合意以实现各自的期望,合同的效力侧重的是国家对合同当事人合意的干预是一种法律上的评价。合同的生效与效力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异性。由于影响合同效力的法律或法律外的其它事实因素发生变化而导致合同效力发生改变,因而,合同的效力又是动态变化的。     

论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与效力及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本文指出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具有不同的法律要件 ,合同成立产生合同的法律约束力 ,而合同的生效产生狭义上的合同效力。合同的效力包括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含义 ,广义的合同效力指合同对当事人的一般约束力 ,狭义的合同效力又称履行效力 ,仅指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的发生。所谓合同的有效与无效是指广义的合同效力的有无 ,而非合同生效中所称的狭义合同效力     

免责条款效力认定中的几个问题——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司与太仓富豪铜业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

免责条款在实践中应用广泛，但对于其法律效力，则多有争议。作者认为，在不违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的前提下，免责条款应以有效为原则。具体判断其效力时，应区分不同的合同类型，综合判断缔约双方的地位、交易习惯及缔约过程：尤其是在判断消费者合同与商业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效力时，应注意两种合同的不同特点．并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公正的裁判。     

阴阳合同效力的认定——对龚某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评析

龚某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一案,涉及多种法律关系,其中"阴阳合同"效力的认定,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在房屋买卖领域,尚无法律对"阴阳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作出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阴阳合同"房地产买卖合同纠纷时,通常认定"阳合同"为无效合同。     

浅析“租友合同”

近年来,“租男友”、“租女友”的话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租友合同”作为一种新型合同,也慢慢的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租友合同”双方当事人来说,“租友合同”涉及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对于“租友合同”本身,则涉及法律关系性质和合同效力问题.本文将通过探讨合同相关法律关系性质和合同效力,浅析“租友合同”.     

中国民法语境下“合同效力”的层次性

从《民法典》与《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就行政审批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等所作的规定看,“合同效力”在我国民法上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广义的合同效力与广义的合同拘束力属同义语,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认可和保护,其前提是合同具备有效要件,即“依法成立”。因此,合同无效与合同不成立并无实质区别。但是,为了准确描述合同已依法成立但未生效的法律状态,我国民法有时是在狭义上使用合同拘束力的概念,并将其与狭义的合同效力概念区别开来:前者指当事人于合同依法成立后不得擅自撤销或者解除合同,并不得违反诚信原则恶意阻止条件成就或消极对待报批义务;后者则指当事人一方得基于合同请求对方履行约定的义务,即履行效力。此外,由于我国民法上的买卖合同不仅包含当事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意思,而且包含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因此,还应将买卖合同的效力进一步区分为履行效力与移转效力。“合同效力”的此种层次性,既是现代交易阶段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民法体系特色的重要表现。     

竞业限制合同效力分析——以法经济学为主要视角

与职工签订竞业限制合同是企业保护其商业秘密常采用的手段.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竞业限制合同的效力认识不一致,对于哪些因素能影响合同的效力存在争议.这导致裁判标准的不统一,使企业在与职工签订竞业限制合同时倍感困惑,无法在签订合同时就清楚其合同效力以及合同能否受到法律的保护.以法经济学为视角,衡量合同各方的经济利益,并确定判断合同效力应考量的因素.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疑难问题探析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与行政审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司法处理的难题。笔者以分析案例的形式，探讨了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预设性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并从民法角度探讨合同成立、无效、不生效的区别，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的界限，厘定司法实践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效力过失责任理论以解决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合同效力状态及其转化

合同效力问题属于合同的价值判断问题,已成立的合同所处的效力状态不同,对于当事人的约束力也有所不同。准确把握合同目前所处的效力状态及其转化条件,不仅对合同当事人在合同实践中作出正确的合同行为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有利于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时,准确认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责任,作出正确的判决或裁决。     

初论合同相对方之外第三人能否主张合同无效

合同相对方之外的第三人是否能提起对合同效力的确认之诉,这在理论界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依据第三人与合同之间是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系,来判断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     

公法与私法博弈视野下之论违法合同的效力问题

合同的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为了期待利益而为之行为的评价.时至今日,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离的不断深化,致使公法在私法领域的效力问题需要明确的答复,也需要对违法合同效力问题给予适应时代发展的法律上的回应.本文通过对我国处理违法合同效力问题的法律规范现状的综述,给出处理建议.     

浅说合同的有效与无效

合同作为很多民商事行为的起点,在民商事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合同的效力又是很多行为是否有效的最终判断依据。合同的效力是民商事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在此通过分析,给予这个问题一个简单的论述。     

论基本权利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判断标准——最高法院1988年“工伤概不负责”案《批复》之检讨

宪法基本权利确立了一套客观价值秩序,既适用于国家与人民,也拘束私法关系,是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标准之一。由于宪法时下还不能作为判断法律行为无效的直接依据,应当将侵害基本权利的法律行为无效事由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违反法律与违背公序良俗都是法律行为无效的判断事由,基本权利透过公序良俗即可单独否定法律行为效力。最高法院1988年工伤概不负责案的《批复》将基本权利既视为法律又视为公序良俗,以此否定法律行为效力,在方法上欠为妥当,应予检讨。     

论合同法对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的完善

法律行为效力制度是民法法律行为制度的中心内容。产生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时代的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效力制度作了简单化的处理。 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在合同效力制度上对民法通则有继承、有突破、也有创新 ,具体表现为 :它将欠缺生效要件的合同明确区分为无效、可撤销和效力待定三种 ,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 ,增加了可撤销合同的种类 ,全面规定了效力待定合同 ,对欠缺生效要件法律行为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权利行使方式与期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鉴于法律行为制度的主体即合同制度 ,我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可以说是对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的完善。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是对意定主义模式下行政行为产生的“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是否认可的问题。合法性只是效力判断的一个基准而非全部基准，是进行判断的重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决定了效力判断不可能是一个在合法性与效力之间进行简单比照的过程，而必须综合考虑行为与结果并存的二元化对象基准、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要素基准以及法、理、情互补的逻辑基准，在此基础上恰当地运用瑕疵衡量、利害衡量、价值衡量等规则进行分析判断。     

无权人处分他人财物的合同效力——对《合同法》第51条的理解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所签订的合同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是目前流行的学说。该学说与国际私法统一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正好相反，且非常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法律行为可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但并不影响负担行为——签定合同的效力。     

涉犯罪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民刑交叉案件应当区分两个部门法的价值及效力的不同予以处理.在涉犯罪合同效力的判断上,应当避免以刑法的判断代替民法的判断、以刑法的犯罪事实代替民法合同效力构成而进行简单推论.即使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作为依据,也须从民法、刑法各自的规范及法理出发,以影响民事合同效力的不同因素及类型为依据,在不同的情形下分别确定涉犯罪合同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