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互动发展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改革运动,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就是建构在公共同意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以公共权力为制度凭借,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责任担当,寻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的平衡。而中国的政府行为法治化不足,行政权力缺乏制约,侵权行政、专断行政、非法行政的现象比较严重。虽然新公共管理是否适用于中国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在实践层面,近些年政府改革以及一系列执政理念的提出,已经具有了新公共管理的趋向。所以,中国公共行政的任务是要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与行政法建设应形成良性互动。     

新公共管理的创新与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出现了由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向"新公共管理学"的范式转变."新公共管理"既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形态,又是当代西方政府管理的新实践模式.研究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其经验教训,吸取其理论成果,对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超越“旧”与“新”——《公共行政的精神》述评

如同其他学科,西方公共管理学也是伴随着反思与批判而不断发展的。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弗雷德里克森,正是在对传统行政学过分注重效率和职业主义倾向的反思,以及对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学的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公共行政精神”的主张,进而促进了行政管理学说的完善。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精神”理论主张,并客观评价了弗氏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公共行政历史视野中的民主行政

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四次转变，这同时也是“民主行政”逐步演进、行政权力逐渐回归公民社会的过程。“新公共行政”提出的“社会平等”和“民主价值”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在客观上使“新公共行政”的理念得以实施；新公共服务就是以民主为切入点，再次强调了行政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民主化是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个人权利、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必然体现。     

公共服务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公共服务”的提出,标志着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发展中一个重要转折的来临;作为一项政府职能,其含义是指由法律授权的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及有关工商企业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公共服务的理性主要源于人权和人道因素、公民与国家关系以及政府以需求促进供给的功利主义目的;公共服务的边界依据除了公共物品理论外,还有本文提出的生产的弱竞争性和消费的弱选择性私人物品理论;公共服务的实践系统至少包括服务结构、服务规划、服务融资、服务政策方案评估、服务提供和服务质量的监督等六个环节。     

新公共管理的民主行政之维

基于民主行政理论视角,通过分析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再造者对政府与其内外部行政环境关系的调整,本文认为新公共管理在追求行政效率的同时,也蕴含着对分权、参与和回应性等民主价值的关怀。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新公共管理打破了旧公共行政由等级制的官僚组织形式所支配的局面,有其显著的进步性。但新公共管理作为当今行政改革的主流思想体系,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局限性。从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看,“新公共服务”将是一种新型公共管理模式,因为它具有不同于旧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特征。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内涵和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在西方国家伴随着政府改革运动出现的一种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良好的管理可以通过引进私营部门的良好商业实践在公共部门中实现。该理论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然而我国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必须立足中国现实借鉴其有益经验。     

公共精神:我国公共行政的现实价值向度

本文主要立足我国公共行政的宏观现实背景 ,通过对公民社会勃兴与公共精神缘起的追溯 ,归纳了公共精神所蕴藏的丰富内涵 ,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本质、基本功能与具体功能、合法性源泉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公共行政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求 ,并提出了现阶段提升我国公共行政之公共精神的现实路径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

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日益显现其主导范式地位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乃至尖锐的批评,而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种种异议中最具有替代意义的新理论模式当数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试图在承认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于改进当代公共管理实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并摈弃其固有缺陷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于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