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强奸案中的被害人陈述

强奸犯罪是一种隐蔽犯罪，通常是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办理这类案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证据不易收集和判断。强奸案的这一特征常使强奸案中的被害人陈述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往往成为全案定性处刑的关键证据。但强奸案中的被害人也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影响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因此，正确把握被害人陈述的特点，认真收集被害人陈述，并进行科学的审查与判断，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一、强奸案被害人陈述的特点被害人陈述，是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就受侵害的事实和有关犯罪…     

析强奸案中的被害人陈述

由于强奸犯罪是一种隐蔽犯罪,通常是在被告人和被害人两人之间,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办理这类案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证据不易收集和判断。强奸案的这一特征常使强奸案中的被害人陈述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往往成为全案定性处刑的关键证据。但强奸案中的被害人也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影响其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因此,正确把握被害人陈     

刑事错案发生机制实证研究——以110个典型错案为样本

错案的发生既有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忽视科技手段的运用、坚持有罪推定、过分重视破案率等主观性因素,也有被害人虚假陈述、证人做伪证、司法鉴定错误等客观性因素。因此错案的防治,不仅要改进司法理念,还要建立和完善讯问律师在场、程序性制裁等机制,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和杜绝地方党政机关干预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同时应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机制,实现精密司法模式。只有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司法体制、证据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才能有效减少错案的发生。     

"童言证据"在儿童性侵案件中的适用研究

在儿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较多、犯罪地点隐秘,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易存有侥幸心理而拒不认罪,乃至做出销毁客观证据的行为,这导致诉讼缺乏证据,只能寄希望于儿童被害人陈述,因而"童言证据"在该类刑事诉讼案件中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儿童年龄较低、心智发育不成熟,且易受到诱导,其陈述在诉讼过程中遭受质疑,甚至因未注意对儿童的特殊保护可能使其遭受二次伤害.因此,亟须完善"童言证据"在儿童性侵案件中的适用制度,以期更好保护儿童被害人和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试析影响被害人陈述真实性的心理因素

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是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即:由于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而直接遭受到物质或精神、有形或无形的损害或损失的人.被害人陈述,是指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就自己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事实和有关犯罪分子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所作的叙述、检举和控告.构成被害人陈述的内容是:(一)自己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时间,地点、手段、经过、危害结果等.(二)与犯罪人有关的体貌特征.包括性别、身高、体型、口音、衣着等情况.由于被害人是直接被侵害的人,对案情的感知具有直接、具体、详细的特点,其证据价值是其凭证据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是一个重要的诉讼主体,具有特殊的诉讼地位和权利.被害人陈述是法定证据之一,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被害人陈述是一种言词证据,是“人的产物”,其陈述内容是被侵害的客观事实反映在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映象,也可称之为:思维痕迹、印象痕迹或感觉信息.通过回忆用言词表达出来,不可避免地,在感知案情、记忆案情、陈述案情各阶段中,除受客观因素如距离、光线、视力、记忆力、语言表达能力的制约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受被害人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其陈述真实性被削弱,或提供不可靠的被害情节,特别是在无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范围的确定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范围的确定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全面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司法解释向具体规定过渡,再由基本法律进行确定的过程,即具体范围包括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以及通过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实物证据。从司法实践来观察,现有法律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范围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保护刑事被害人权利是保障公民人权的重方面，也是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的需。我国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应在加强司法机关执法人员人权保护的观念，完善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知情权、委托代理权、上诉权、赔偿请求制度，加强被害人的控告权，建立刑事被害人援助制度等方面建立保护机制。     

论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的范围——以程序正义为视角

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被害人陈述环节往往被人忽视,其陈述的范围也无人问津,但司法实践中存在对立法的认识误区;被告人、被害人的陈述不仅应当包括犯罪事实问题,还应当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对法律适用的意见,可以运用程序正义的视角来观察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明确法律的规定,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采取针对被告人、被害人的法律帮助,还需要规范法官的用语和行为。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念之我见

近年来 ,我国刑事法学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作了相当研究 ,并在从排除非法言辞证据入手逐步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达成共识。最高法院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 ,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然而 ,实践中至今仍鲜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笔者认为 ,这固然与该规则的实施尚缺乏程序性规定和配套制度有关 ,但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从政府到民众 ,乃至司法机关本身并未真正认同排除非法证据的理念。在此情况下 ,该项规则从完善到实施都会缺乏内在动力 ,有关规定只能成为体现我国履行国际义务 ,尊重…     

论当事人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是我国传统的证据种类 ,而在广泛开展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今天 ,其与现代诉讼模式的不适应性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 ,因此对当事人陈述这一传统证据种类予以检讨和重新审视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对当事人陈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分析 ,通过国外立法例之比较 ,提出我国应借鉴德国、日本的做法 ,原则上将当事人的陈述作为一补充性证据 ,在例外情形下经当事人合意 ,法院也可将其作为独立的证据。     

“罪无可赦 情有可原”——被害人过错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司法实践中,在一些被害人与被告人互动的刑事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被经常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如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和交通肇事等案件。在刑事司法中考虑被害人过错,有利于对被告人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更加公平公正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审判实践对于被害人过错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限很大,存有司法恣意的嫌疑。究其缘由,除了我国偏重打击和惩罚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需要转变之外,主要还在于对被害人过错认定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和困境,因此,探讨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和规范化很有必要。     

刑事诉讼事实研究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的一项法制原则。什么叫事实？传统理论和司法实践一般将其理解为案件本身的客观事实,随着程序正义观念的加强,在现实的刑事诉讼中,不仅案件事实,而且程序事实、证据本身真伪性的事实,也纳入了证明范围。因此,刑事诉讼中的事实,应当包括在诉讼中具体体现的案件事实、程序事实和证据事实,并在事实推理的基础上,达到作为审判结果的法律事实。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精神利益在民事立法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认同和保护,而在刑事诉讼领域,被害人在其人格权利受到严重侵害时,却仅能要求提起物质损害赔偿,也不能就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使得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民事和刑事两个法律领域之间发生了冲突.其实在国外的立法中早已有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应当一方面通过借鉴别国的立法,取其精华;另一方面辅之我国民事立法中的有关内容,建立一套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程序,并日渐将其进行完善.     

被害人责任法定化初探

被害互动理论揭示了被害人在犯罪进程中承担着事实责任,这种责任经规范评价后应该成为影响犯罪人定罪量刑的情节。司法实践不能承受之弊端呼唤着这一情节的法定化,理论和现行立法为其法定化提供了丰富的既有资源。被害人责任法定化应该走一条以刑法分则为基础,以刑法总则为总纲,以司法解释作为保障的渐进之路。     

我国刑事扣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刑事扣押是刑事诉讼活动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强制性措施，它对于收集和保全证据，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尽量减少国家和被害人所受的经济损失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刑事扣押制度的不成熟，不完善，加上司法实践中，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导致刑事扣押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应该采取措施予以完善。     

论被害人权利及其对侦查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其意义在于: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人权保障的必要内容;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诉讼公正的基本要求;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惩罚犯罪的重要条件。我国对被害人权利和诉讼地位的法律规定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也存在一些缺陷。被害人权利对侦查的影响表现在对侦查权启动的影响、对侦查程序诉讼性质的影响,以及对侦查方式的影响等。     

浅谈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数量不少，然而获得实际赔偿的比例却不高。由于受到被告人赔偿能力的限制，有的被害人获得的金额极小，与其所受的巨大损失形成强烈反差。有的被害人甚至是空持判决书，实际分文未获，这种情况在群死群伤的恶性案件中尤为突出。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迫在眉睫。     

包庇罪作假证明问题分析——兼谈包庇罪与伪证罪的区别

作假证明是包庇罪的核心行为,从作假证明的主体、阶段、行为及目的要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与伪证罪的相关问题进行比较,会更好地解决包庇罪与伪证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具体说来,作假证明的主体应包括被害人,发生的阶段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为方式是积极的作为方式,目的是使犯罪的人逃避法律制裁。     

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     

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面临的问题及解决——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语境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缺陷,特别是程序性措施的建立使得非法证据被纳入司法审查的控制之内,将有效缓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现状.初步建立非法证据审查程序后可能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即如何认定"非法言词证据"、不受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