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问题探析

由于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立场、目的等均不相同,依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好所有的犯罪过程中的民事纠纷,是永远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但我国当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本文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内涵入手,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之路,旨在在实现实体正义与诉讼效率的前提下,更加妥善解决犯罪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纠纷。     

略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构建——以未成年刑事被害人为视角

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苏南人因犯罪遭受损害而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赔偿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未成年被害人无法得到应有的损害赔偿，导致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构建我国未成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至少应当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实体层面是指补偿原则、补偿对象及条件、补偿方式、补偿金的来源等内容。程序层面是指补偿机构、补偿申请等内容。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及其救济

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首次明确公诉案件被害人是当事人,在法律上确立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同时明确了刑事被害人的诸多诉讼权利。但是,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如没有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不足、没有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等.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及权利在实践中存在立法和制度上的缺陷,只有不断完善才能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基本权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最终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浅析未成年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的保护问题

被害人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我国刑诉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修订后的刑诉法将刑事被害人的地位由79刑诉法中的诉讼参加入提升为当事人,这将使我国刑诉制度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但是由于历史重实体、轻程序等原因,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的司法人员在办案时往往错认为对犯罪的追诉是国家公诉和被告人之间的罪行纠纷,面对国家和犯罪的个体对抗,国家为体现公正而往往更加注重考虑被告人的权利和利益,却忽略了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权利,国家几乎代     

非法经营罪中利益受损人权利救济的思考

由于他人非法经营证券的犯罪行为蒙受损失的投资者,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身份,在诉讼过程中仅享有证人的权利,不应享有属于被害人的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权利。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政策文件对于此类投资者利益保护的规定存在不明确和易误解之处,应重新解读并加以完善。同时,在刑事实践中对于非法经营案件中赃款赃物的处理,应秉持责令退赔受损人优先、罚没退居其次的方法。     

论犯罪时未成年而审判时已成年被告人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承担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于犯罪时未成年而审判时已成年的被告人，由于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还是由其原法定监护人承担的问题，目前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尚没有明确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不同做法和争议，从而造成执法上的不统一。对这一问题，应当区分情况进行处理，对于被告人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其本人承担赔偿责任，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由其本人和原法定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权利，有利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妥善处理。     

未成年被告人的监护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探析

司法实践与理论界对临护人能否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争议观点的扬弃和监护人地位的辨析，本文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角度探讨了不同类型的附带民事诉讼中监护人的诉讼地位、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诉讼程序的选择问题。     

国际标准下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之完善

在法律中对诉讼权利加以确认是诉讼权利取得和实现的基本前提。在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为目的的刑事诉讼中，要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较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保护，就应当时其诉讼权利在立法上加以特别规定，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规定，与联合田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标准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对我国未成年犯罪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立法规定予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体系之完善

加强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意义重大,不仅可以改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被动和不利地位,而且也可以保障刑事被害人得到公正的诉讼待遇,从而确保刑事被害人实体权利得到保障之时能"心悦诚服",在实体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之时也能"服判息诉"。本文论述了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之不足和完善保障体系的设想,以期抛砖引玉,为我国加强对被害人程序权利保障提供参考。     

检察视角下监护侵害犯罪与监护权撤销的刑民程序合一机制的探析

监护制度是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制度之一,当涉罪监护人严重侵害其监护的未成年被害人时,为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及时撤销该监护人的监护权,重新确定符合条件的新监护人。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参与支持撤销监护权之诉时常面临众多困境,如撤销之诉启动难、监护侵害犯罪之诉与撤销监护权之诉衔接不当以及撤销后监护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构建监护侵害犯罪与监护权撤销的刑民程序合一机制,可以提供合一的程序平台,同时解决监护侵害的犯罪认定与监护人监护权撤销两种诉讼的接替问题。通过增设诉前监护状况评估程序、规范撤销监护权之诉的启动程序、完善监护侵害犯罪刑事与撤销监护权民事程序的衔接程序以及细化监护权撤销后的跟踪、回访程序,构建刑民程序合一机制;同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专业优势及法律监督职能,推动国家责任理念在刑事、民事司法层面的落实,在尊重诉讼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若干意见探析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对于惩罚犯罪分子,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新刑诉语境下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仍然有待商榷,是否应该把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之列需要进一步探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现行司法解释中不允许刑事案件受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极大争议。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种并行不悖的责任,为了彰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协调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的冲突,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率初探

提高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率是当前深入贯彻挽救、教育、感化未成年犯罪人的重要举措。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中存在扩数量少、所占刑事强制措施比例不高、立法规定滞后、波动采取等问题。提高未成年入刑事案件取保候审适用率需要提高认识、完善立法、建立并加强专门办理未成年入刑事案件队伍等方面着手。     

少年刑事共犯陆续抓获后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以耿某等3人故意伤害案为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非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附带民事的处理结果，却可能成为刑事和解的重要依据。由于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相对简单、法律依据过于笼统，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成为目前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笔者试以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为例，就刑事案件中多见的共犯陆续抓获后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被害人是与刑事案件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并对案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诉讼当事人,无论从保障人权还是从健全法治的角度看,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都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保护。本文从《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概述入手,列举了被害人当前拥有的具体权利,分析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被害人权利完善的构想,旨在为《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体系构建提供思路与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新思维与再修改——解读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草案）中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法（草案）增设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专章，在指定辩护、慎用强制措施、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方面给予未成年犯罪被告人更多诉讼权利。在未成年犯罪程序适用上，现行修法草案体现了国家亲权思想下的个别化司法与社会复归政策，也与我国现行的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思想立场一致。不过，在配套制度的缺失与立法理念上尚有推敲之处的情形下，草案中未成人刑事司法部分的实效尚需细致观察与深入研讨。     

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理论与本土化构建

刑事犯罪的高发，使刑事被害人的保护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人那里得到损害赔偿的被害方，生活陷入困境，由国家予以一定经济救助的制度。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权利均衡的需要，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研究

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刑事诉讼是围绕着追究犯罪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而进行的，如何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中，笔者以英国2002年7月的白皮书《全面公正一一将被害人置于刑事司法的中心》(下称《全面公正》)为线索，从两种观点、两类措施入手试构建对英国刑事被害人的立体认识，期冀对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研究、权利保护及其立法有所助益。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的域外考察与本土化重构

我国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提出刑事和解概念,允许特定轻微公诉案件纳入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立法并未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刑事和解程序有机结合,对于未成年人仍参照一般刑事和解的规定,在案件范围、条件限制等方面未能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特别处理,导致司法实践操作困难,各地适用情况和效果不一,严重制约了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的发展。针对目前突出的案件适用范围过窄、和解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混乱、参与调解主体不明、轻视教育改造目的、社会调查程序虚置、程序衔接困难等问题,借鉴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相关模式,在明确适用范围、建立监督体系、细化量刑标准、保障和解效果、专项社区矫正等方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     

涉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权利保护机制构建研究

近年来,各地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除"两怀"妇女外,以未成年子女为挡箭牌实施犯罪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破窗效应逐步显现。此种不良效应不仅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对司法权威造成了很大损害。为探索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与维护司法权威的共赢局面,以S市A区人民法院2012年至2014年被告人涉未成年子女案件为样本研究后发现,这种双赢局面在立法及执法上存在双重阻碍,故此提出在立法上完善现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国家亲权制度、临时监护制度及现有福利制度体系;在执法上进一步规范流程加强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