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自贸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对策研究

前海自贸区创新建设的主体之一是金融创新,然而金融创新同时也意味着金融业的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之路,这会叠加金融风险甚至衍生金融危机,因此需要兼顾前海自贸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这对矛盾统一体。要平衡前海自贸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关系,使二者协调稳定发展,可以分"三个阶段"做好政策的顶层设计:前海自贸区建设初期,应以适度监管为原则、金融创新为主体,做大做强金融企业为目标;前海自贸区建设成长期,应出台"一事一策"的差异化监管措施条例,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前海自贸区建设成熟期,应以立法形式建立前海自贸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动态长效机制。     

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的构建初探

信托业作为我国的四大金融行业之一,缺乏基本法层面的制度规则,导致金融理财市场上的"九龙治水"。因此,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十分必要,自贸区理财市场的公平竞争、自贸区对投资者的平等保护以及自贸区信托法律体系的完善都迫切需要统一的信托业监管规则。其可行性在于:符合金融自由化的要求,符合监管体制创新的要求,符合法律制度创新的要求。构建自贸区统一信托业监管规则包括明确信托业监管机构的内部分工,具体界定监管对象的谨慎义务,建立监管影响分析制度等三方面内容。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问题研究

<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建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其中与上海自贸区建设相适应的金融改革问题更加引人关注,也引发了笔者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讨。一上海自贸区建设为何要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业务近期从媒体报道中发现,上海建立自贸区的方案,有不少内容涉及开办离岸金融业务、构建离岸金融市场事宜,以及与之相关的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等。为何上海搞自贸区建设要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其实这是带有规律性的国际通行做法。即推进自贸区建设,有利于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而     

我国离岸金融市场法律监管模式及措施探究

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 FinanceMarket)也称境外金融市场,是指为非居民提供境外的货币兑换、借贷、投资、贸易结算、黄金买卖以及证券交易等金融业务或服务的一种国际金融市场。由于该市场交易是以非居民为主,是自由独立的,因此基本不受所在国家法规及税制的限制,同时能够享受一定优惠待遇。目前在中国,尽管离岸金融中心的正式启动尚未完成,但是离岸金融服务的试点已经进行了十几年。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逐步构建离岸金融的法律监管体系变得尤为重要。从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及法律监管中出现的问题入手,通过分析我国离岸金融的监管模式,试图找出改善我国离岸金融法律监管的方式及措施。     

新时期金融科技创新的审慎监管研究

面对第四次金融革命机遇,立足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必须在深化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和金融科技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高度注意防控系统性风险。金融科技创新在带来去中介化、信息透明化和民主化等作用的同时,也导致逐优风险和信息安全风险,并可能引发新的系统性风险。面对这些风险,传统的被动型监管模式导致金融科技创新面临着运动式治理的不确定性制度环境,监管技术的落后还致使传统审慎监管无法有效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导致的系统性风险,跨国监管合作缺失也导致金融科技创新下的监管套利和风险外溢。为应对这些风险,审慎监管需要将"包容性监管模式、现代化监管科技、协作式国际监管"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困境与反思

互联网金融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包括小额贷款征信风险、中间账户监管缺位风险、财务信息披露风险、欺诈风险、合同诈骗或集资诈骗风险、违约与不履行超出银行四倍贷款利率风险、庞氏骗局风险,而监管中则面临实施困境,如偏重事后追责的低效、刚性监管忽视市场需求、偏重刑事处置忽视商事规则、条块监管的主体乱局。     

基于消费者保护的“四维”金融监管机制构建

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业态的变化和发展,民间金融、地下钱庄、互联网金融以及层出不穷的新业务游离在现有监管机制之外,金融消费者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本文提出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四维"监管机制:运用适应性监管理念,实现金融消费者风险忍受度与实际面临风险的匹配;运用包容性监管理念,使得金融创新较好地被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从功能性监管角度,对现有的监管机构进行整合;从全程性监管角度,完善监管流程及模式。     

沪港金融中心的分工与合作

潘英丽教授认为,在目前人民币资本账户未开放前,香港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上海的目标定位是在5到10年内建成人民币产品中心,初步形成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框架。     

天津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建立中政府职能作用研究

离岸金融市场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欧洲，它是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和金融制度创新的产物。目前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具有政策上、市场需求上等多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又被批准成为继深圳、上海后第三个离岸金融试点地区，构建和发展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已成为实现我国金融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将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建成政策推动型离岸市场，充分发挥政府在其中的职能作用。     

我国信托业的创新发展、风险控制以及政策监管探讨

我国信托业正在积极开展金融创新 ,但从目前金融市场的政策环境情况看 ,信托公司应把握我国投融资体制转型时期的具体特点 ,在信托业监管制度和法规的框架内进行金融产品创新 ,推出符合中国金融市场定位的信托产品。本文从信托业创新发展、风险控制以及政策监管的角度 ,就我国信托业发展进行了探讨。     

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各阶层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这是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并为人们所关注。就目前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影响来说,要引起重视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论新时期的党群关系问题

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十六大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它对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群关系的必要性 ,然后从分析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入手 ,系统阐述了建立互动合作型党群关系的措施和办法     

关于信念、价值和利益之关系的思考

在信念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脱离经济基础、脱离价值和利益等因素,去单纯地谈论信念问题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种脱离经济基础来谈论上层建筑,脱离社会存在来谈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批驳这种错误倾向,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信念观,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信念、价值和利益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用贫富差距扩大这一概念来概括,而不宜用别的概念,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五等份法来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属于历史的原因,也有属于非正常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宜一概而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在于实现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税收制度等等。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目前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必须从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完善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强化对"一把手"权力授权过程、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制约,确保"一把手"掌权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     

Planning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st

Margo Anderson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urban affair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She is author of numerous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and Labor Force Change;and, forthcoming fr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     

也谈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中苏同盟的破裂，既源于中苏意识形态内在的深刻的分岐，也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以及中俄两国文化差异性有莫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有着直接的关联。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