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多数人之债:认识错位的制度解析

我国在多数人之债的制度设计上,继受了苏联民法的模式,进而作"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划分。但在学理解释上,我学者却通常将"按份之债"等同为于德日等国民法中的"可分之债"。这种错位的认识本身就凸显出了我国多数人之债制度的"先天"不足。通过对多数人之债的制度解析,本文认为,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摒弃现行法上的二元划分体系,并采"可分之债"、"不可分之债"及"连带之债"的制度构造。     

正义之友善与道义之友善

友善,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且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友善既有正义之规,又有道义之维。"正义"与"道义"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它们遵循共同的"道",在核心语义上具有共通性,都有"正当"之义和"善"的性质。"正义"的正当性偏重合法权益,强调"应得",维护社会基本善;"道义"的正当性来自人性义理、社会公理,强调"应做",维护社会较高善。区分正义之友善与道义之友善,旨在避免假借道义之名破坏社会正义。     

刍议“三藩之乱”

所谓"三藩之乱"是指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这8年中,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发动的叛乱。这是一般人对"三藩之乱"的理解。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历史上对"三藩之乱"的说法有误,应该是"两藩之乱",把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说成参加了吴三桂等人发动的反清叛乱是不准确、不公证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絜矩之道：儒家最高治道的历史意涵与时代贯通

"絜矩之道"是儒家倡导的最高治道,是古代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絜矩之道"虽然对今天的人而言比较陌生,但它绝非一个丧失价值的概念,反而,今天对它的历史意涵进行厘清,能更好地彰显出它对当今中国治道极具现实意义的概念涵摄力。"絜矩之道"能使中国治道智慧的"本来"与"未来"获得新的连接,达成时代的贯通。对矩之义的开新与领会,能焕发中国治道的优秀精神传统,厚植执政者群体治国理政的现代共识基础。     

“混”:一个本土概念的社会学探索

本文将"混"作为一个可以用来反映特定行动与生活状态的"本土概念",从社会学视角予以探索。通过对各种文献材料的梳理,离析出四种类型的"混",即江湖之混、生存之混、应付之混和经营之混。并对"混"这一社会行动进行界定,即"行动者对于自身或者环境的非正当状况的顺应,这种顺应往往伴随着超越价值的缺失"。文章以游戏理论建立对"混"产生的条件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最后以一个文学作品中的案例分析"混"在日常生活中的展开。     

论公共行政参与之公共性检视——以“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为分析视点

"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是对公共行政参与主客体交互两种矢量的描述。它作为公共行政参与的整体表征,参与过程性内容与参与结果实质就是"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发酵"反应与效应体现。然而,过程性内容的边际性与"依存张力"及"非离散性"效应的脆弱性,构成公共性检视之必要性。公共行政"善"之诉求与公共性要求的同一性,构成公共性检视之实然性,而公共行政参与的自主性价值与终极性价值的联结则构成公共性检视之对象性;公共行政参与之公共性检视旨在以公共理性维系"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效应,促使公共行政参与的过程性内容体现公共性规则,从而实现政府与社会这对行政生态关联持续和谐一致的公共行政生活。     

胸怀"国之大者"践行初心使命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强化责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讲话中连续强调"国之大者",内涵深刻,用意高远。"国之大者"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表达,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所系。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认清"国之大者",胸怀"国之大者",以铁的担当践行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工作责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天津落地落实。     

简论中华"礼治"的六大核心理念

中华"治道"之核心,是"礼治".而"礼治"并非一种单独"治道",它只是"天治"、"君治"、"民治"三种"治道"之循环.三种"治道"循环相济相生、相制相克,就是所谓"礼治".三种"治道"之循环,由六大核心理念支撑:天下主义、和而不同、广土众民、兴灭断绝、执两用中、返本开新.其中"天下主义"与"和而不同"偏向"天治"一方面;"广土众民"与"兴灭断绝"偏向"君治"一方面;"执两用中"与"返本开新"偏向"民治"一方面."天下主义"对治"民族-国家主义","和而不同"对治"同而不和","广土众民"对治"小国寡民","兴灭继绝"对治"殖民主义","执两用中"对治"单边主义","返本开新"对治"弱肉强食".前六大理念,共同指向"王道";后六大理念,共同指向"霸道"."民族文化"之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核心理念"之复兴、古老"王道"之复兴.     

“中国之治”的唯物史观阐释——基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研究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内部革命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跨越的构想,这一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管窥"中国之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光辉体现与创造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因此,基于跨越设想,对"中国之治"作出唯物史观的阐释十分必要,这对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张载“知论”探析

张载的"知"可以分为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张载虽然认为德性所知不始于见闻,但张载并未否定见闻之知对德性所知的"启之之要"之功。从探索张载知论的理论来源入手,进而辨析见闻之知、德性所知、诚明所知的关系,以及张载知论的理论意义,从而力图使张载知论清晰化。     

儒家信仰与阳明良知之学

阳明先生揭橥良知之学、倡言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之教,使儒家心学大放异彩。宋明理学家不仅对于"性之善"与"心之灵"有其深刻的体认,而且自觉地为之献身以便修德成圣,阳明先生力主"心即理"及其所谓"良知",说到底即集中体现了一种将"心之灵"与"性之善"两大认识真正合而为一的儒家信仰,"信得良知"便是对这一儒家信仰的真实表达。所谓"信得良知",亦可以说是一种儒家化的良知信仰或良知化的儒家信仰,正是基于这一信仰,阳明先生才汲汲于教人依良知而行,做一个心地光明、纯乎天理的人。     

简论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

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有: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国哲学之"太极"与"理";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以西洋"三司"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以西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等等。     

“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全球生态危机的逻辑关联

"主客二元对立"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是一种强调主客绝对对立之"外在关系"的分析性思维,也是一种强调主客体外在关系之"绝对对立"的机械论思维,还是一种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之价值取向的排它性思维,它的这些思维属性特征及其侧重点导向了人对自然的无情破坏。"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文明、人性、制度、科技等因素进行了全面渗透,催生了"反自然"的现代文明、"破坏自然"的现代人性和社会制度以及"反生态"的现代科技,它们之间的综合作用必然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在思维路径的选择上,全球生态危机的有效缓解应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不足而谋求与"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之长处的辨证而有机地结合起来。     

谈老子之“道”

老子之"道"内涵丰富,内含规律性,形而上之"道"造就万物,形而下之"道"为"德",循"自然"法则,行"无为"之治,关照社会,关注黎民百姓,此乃"道"之理想之真谛也。     

"法理"概念的意义

"法理"概念何以承载中国法理学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这一问题,并非一经"法理"概念之提出、内涵之梳理、意义之分析便可得以自解。对"法理"概念的意义理解应立基于对"法理"的现象观察。"法理"概念的意义既在于对"法理泛在"的内容描绘和对"反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法传递,同时也在于对中国法理学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行动倡导,是对推进中国法理学转型升级、迎接中国法学的法理时代暨"法理中国"新时代的理论自觉,对中国法理学乃至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学术回应。     

拨云去雾把握经济大势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在各方看来可谓表象纷扰,观点纷纭。说其"过热"者有之,担心"衰退"者亦有之;说其"通胀"者有之,担心"生产过剩"者亦有之,特别是在近来股市震荡不止、中南部遭受百年不遇的大雪袭击之后,能源紧张、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春运形势严峻等,更为当前经济运行增加了几分扑朔迷离。由此,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多少有些担心,甚至沮丧。     

“王安忆三嘱”有感

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在给复旦大学研究生的毕业致辞中,劝告毕业生"不要尽想着有用"、"不要过于追求效率","不要急于加入竞争"。她提出的这三个"嘱咐"引发不少年轻人关注和热议。王安忆的三个"嘱咐"概括来看,分别是"无用之用"、"过程之美"、"竞争之失",笔者以为,"王安忆三嘱"看似浅显,其实都是王安忆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考,读之品之,恰似一壶香茗,沁人心脾,发人深思。"不要尽想着有用"是"无     

民国时期有关孔子“一贯之道”的解读

孔子"一贯之道"是一个涉及儒学主题的大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成为儒学一大"公案"。民国时期对这一问题有三种解读模式:蔡元培、张岱年从人生哲学上解读,认为孔子"一贯之道"即曾子所言"忠恕";蒋维乔、胡适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西洋论理学中所说的归纳推理",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谢无量、冯友兰、范寿康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民国时期对孔子"一贯之道"的不同解读,显示了在20世纪初期中西方文化对话的大背景下思想家既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又肯定中国文化的态度,即在一种二维视野中对孔子思想进行诠释。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构成了民国时期儒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今天的孔子仁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老子之道与基督教上帝的比较——老子之道的非神性论证

道家思想同基督教文明一样脱胎于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两种不同文明的核心象征"道"和"上帝"理所当然成为人们精神面临困境时的出路。从"寻根"中求"立命",面对两种文明交融的情境,把两种不同文明象征的"道"和"上帝"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道之本质特性和上帝的本质特性的比较表现为:道之无名与上帝之有名;道之无为与上帝之有为;道之无形与上帝之有像;道之二元辩证性和上帝之一统性;道之"出世"与上帝之"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