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不出的重围——在与“解冻文学”比较中反思“百花文学”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坛上出现的“百花文学”,深受原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触及到官僚主义、情爱等建国初期创作题材的禁区,并呈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但由于中国作家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与西方文化的隔绝,尤其是他们尚未能摆脱中国的政治语境来全面理解人道主义,他们的作品缺乏对人的异化的深入揭示,因而“百花文学”作家们尚无力担负起使文学突出重围的重任。     

批判与体察——直面中国“十七年”文学景观

从1949到1966年,中国"十七年"文学呈现复杂的景观.特殊的政治情势和氛围,使它始终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苏联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译介,给它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农村题材作品、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社会主义"新悲剧"作品得失相依,很难一概而论.对于中国"十七年"文学持审视历史的批判态度是需要的,但同时必须进行设身处地的"体察",给予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     

“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与“比德”文学的发生

中华民族具有将自然伦理化的独特文化魅力.原始先民"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到商周时代发展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们认为自然界有着与人的伦理道德同构相通的特性,形成了以自然之物比君子之德的"比德"文化.从文艺发生学来看,只有随着人的主体性的逐步确认,人对自然的审美机制才能逐步形成并完善;而且"比德"文学并不是道德建设直接工具性、借用性、辅助性的文艺手法,而是一种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     

对中国“法律信仰”命题的批判

自从1991年《法律与宗教》的中译本出版后,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被形同虚设"的观点被中国法律界学者迅速接受,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我国大多数法学学者认为中国法制建设中面临的许多困难都是由于缺乏"法律信仰"造成的,只有建立起"法律信仰",才能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但也有少数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通过理论分析论证法律是不能被信仰的。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考查,法律信仰的命题也是不妥当、不合适的,它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会导致权力崇拜、专制主义的兴起等严重危害后果。     

“文学中国”、亚洲叙事与想象性阅读: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

日本学者认为莫言文学表现了20世纪中国巨大历史变迁中人的顽强生命力,从中可以把握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灵魂。莫言研究是他们想象与阅读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他们把莫言既借鉴又超越中国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前进方向和当代中国通过亚洲走向世界的象征,把莫言的成功看作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彰显和亚洲叙说的广度和深度的体现,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重要性不断提升的结果。日本学者的莫言研究为日本看待中国及中日关系改善提供了新视野,也为构建现代亚洲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国家—社会”框架与中国法学——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为切入点

中国法学研究中广泛运用"国家—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法学界目前主要是利用这一框架进行范例研究,论者试图通过这种范例的研究对该框架的效力进行证明,并在打通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的基础上,在渐进的过程中构建起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为实现现代化法治进行论证。"国家法与民间法"研究是中国法学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取得成果颇多的领域。法学界在运用这一框架时并未保持必要的警醒,对该框架的理论前提或预设很少质疑,而对于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也没有深刻的把握。站在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对中国法学研究中的"国家—社会"框架的作用和限度以及相关研究进行检视,并对这一框架背后的理念支撑进行分析,这或许是推进相关研究的一种可能的方向。     

国家文化战略与“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对于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回望

1990年代以来,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不仅强化了对文学的文化要求,还积极倡导和支持"主旋律"的文学生产,建立了"党政领导-选题的规划立项-资金保障-深入生活-创作修改-组织协调-激励表彰-宣传评介-市场业绩-影视改编"这一"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     

论“天道”观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肇基于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文化极端落后时代的中华文明 ,不可避免地带有早熟性。人们一直相信 ,有一个称作“天”或“上帝”的主宰神支配着整个自然界与人间 ,因而 ,以人事解释天界 ,再用这个人事化的天界做为人间的模式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天道”概括。中国传统法律几乎全部的内容都可以用“天道”思想附会、解释 ;法律以维护“天”的秩序为己任 ,以“承天意以从事”的“天子”的利益为根本着眼点 ;追求“天理”重于对“私益”的人的保护等等。由于这种“天道”思想的独特性与保守性 ,中华传统法律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中国古代的“屈法伸情”

对情况特殊的案件，司法机关放弃有关法律的适用而依据情理作出变通处理，是为“屈法伸情”。“屈法伸情”能实现实体公平，使人们心悦诚服，有利于社会和谐。由一定法律制度严格规制下的“屈法伸情”则无破坏法制之虞。     

中国企业的“对赌”歧路

国外投行不是雪中送炭的天使,而对赌协议也并非企业的魔咒。在你雄心勃勃地签下“对赌协议”之前,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手上拿的是一把什么样的牌。     

新中国婚姻法的成长与苏联模式的影响

新中国婚姻法受苏联影响成为独立于民法的一个法律部门 ,同时 ,婚姻法的原则、理论也深受苏联影响。直至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 ,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 ,我国婚姻法在立法实践和理论上才有了挣脱苏联模式的努力。     

中国法学的苏联渊源——以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

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从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来看,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学的关系、革命时期法学与执政时期法学的关系、法学与意识形态、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与实践、法学的知识来源、法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法学学科的独立性、法学教育的模式等九个方面。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一是要反思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的渊源关系背后的中国法学与苏联模式的渊源关系,二是要反思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渊源关系的几种主要研究视角,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路径依赖两种视角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核心,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的视角展开讨论将是一种更有助益的视角。     

论20世纪末叶的审丑文学思潮

本从20世纪末叶的中国学多元的发展态势中发现了其共同性本质，即从统摄艺的感性学角度看来，这共同性就是审丑，其具体表现为：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张扬发展，最后就导致了自身的悖反－学审丑思潮的出现；学由初期的局部审丑到中期的全面审丑，新时期学尤其是是锋锋学的审导意识和特点与近现代学中对丑的展览和欣赏具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导致中国学在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美学变异。     

关于苏共执政方式转换失败的思考

苏共传统的执政模式具有权力高度集中、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决策失误和政治腐败等严重弊端.苏共对其执政模式的改革先后犯下了左倾和右倾错误,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苏共执政模式的衰败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在新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实现执政方式的转换.在遵循适时、稳定和渐进原则的前提下,变具有强制性、直接性、集权性、人治性的传统执政方式为具有合法性、间接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执政方式.     

论列宁和俄共（布）发展先进文化的尝试

列宁和俄共（布）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前提出，必须提倡先进的文化，即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用这种文化教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认识到先进文化是人类在旧社会创造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苏维埃制度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发展，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如利用现成学校推进教育工作促进先进文化，发展社会教育促进先进文化等等。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们将发展先进文化的思想和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个体语言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便是"个体语言策略"的采用.个体语言以个体经验为表征基础,并且反抗着公共经验与公共语言,具有历史创造性和个体差异性的基本特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性重建,应以"辨证的个体语言"为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用历史的眼光、在比较的视野下,深刻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背景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发展历程及其鲜明的时代性和世界意义,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提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从而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巫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巫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论是在制度层面上还是在观念层面上 ,都具有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源头在巫术礼仪中。不对巫术作深入的研究 ,就无法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简

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十月革命的当代审视——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意义

要全面客观地评价十月革命,首先必须搞清:十月革命解决了哪些问题,遗留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十月革命解决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东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的道路问题,遗留下了社会主义的模式建设、世界发展、政党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基本问题.十月革命启示我们: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和着重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模式创新,走出自己的特色;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各种能力;社会主义必须是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有机统一,走向人类大同.在中国,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模式"都不能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自己探索出的符合自己特点的真正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