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困境及其超越:评《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

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转向,法律解释学愈来愈成为法学研究中的显学,在国内甚至形成了专门的法律解释研究的学术群体。在这一研究趋向中,既存在关于司法过程中裁判解释的技术与方法研究,也存在关     

法律解释的语境分析及我国法律解释权的归位

法律解释是理论法学和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从法律适用来看，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初衷和司法目的、立法权与司法权两大关系。在理论上存在对“法律解释”的多样化理解，以往主语的模糊导致对法律解释在不同的语境出现不同的理解，无形中促使了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混乱现状。到底谁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解释主体？这是必须首先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     

司法能动主义在全球的发展

司法审查、扩大民主与人权、保障公益诉讼、扩张性解释、以法律价值和目的拓展司法裁判渊源等,是司法能动主义全球发展的主要类型。司法能动主义的具体形态丰富而多样,既有司法审查的传统形态,也有以人权保护为重心的现代形态,或者是多元结合的形态,司法能动主义在法律方法意义上,是被广为实践的。从实践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合理的政治制度、公众的态度、掌权者对待判决自觉接受的姿态,都可能成为司法能动主义存续的条件。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哲学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共存于一个司法体系中的,一个国家司法哲学的发展必须符合本国法治的发展规律,顺应社会总体进步的潮流。     

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必须以法律文本的含义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反对过度解释.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表现在法律解释的姿态上就是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     

法律解释的本体与方法

解释学经历了从方法转向本体的发展理路,在这一转向中,作为解释学核心概念的理解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人的生存意义的创生方式。解释学的重心转换影响着法律解释理论的发展走向,传统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作为追寻立法者意图的方法而消解了司法者的历史性,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使这一企图成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也由此强化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而解构法治的确定性,而现代的法律解释理论将解释学的方法论纳入其本体论框架之中,实现了本体论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建设意义。因此,解释学的重心转换使法律解释处于方法与本体的张力之中。     

论刑法分则中一词多义现象及解决的对策

语言具有天然的局限性 ,立法活动 ,司法活动也必然为其所制约 ,因此在刑事立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词多义的现象 ,而刑事司法中也就必然要面对这一问题。通过对刑法解释论和我国法律解释实践的分析 ,笔者总结了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律 ,设想了刑法解释的系统框架 ,并依据法律解释的规律和实践 ,分析了刑法分则中罪状部分的一词多义现象 ,列举了部分典型的词语并予以解释。     

中国法律移植的文化解释——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植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范例

近年来,我国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视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成果。但是,从统计数据上看,这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却陷入了"被冷藏"的困境。从历史上看,中国近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法律移植,其本身就说明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从文化解释的视角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实践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乃是因为移植的制度与本土文化之间的不兼容。为此,中国需要在重构世界法律交往中的刑事主体文化,以接纳、消化和实施域外移植的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     

《物权法》在婚姻案件中适用的困境与思考——以婚姻案件中不动产的处理为视角

《物权法》与《婚姻法》在关于不动产的法律适用上存在冲突,《婚姻法》作为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特别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物权法》有突破。结合司法实践,从夫妻共有房屋与物权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夫妻仅共有一套房屋与一物一权原则、夫妻共有房屋分割与抵押权及《婚姻法解释(三)》与《物权法》相关规定进行思考并提出建议。     

《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框架与写作场景

法律解释学是关于法律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认知和学科知识体系.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架构涉及法律解释原理、法律解释技术和法律解释制度三个部分.对法律解释原理的探究,需要基于法律解释的操作定义,对“什么是法律解释”这一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追问.法律解释技术是在操作意义上具体回答在法律实践尤其是个案裁判中如何解释适用法律的问题,涉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获得,以及运用解释方法提出、择定和展示解释主张的操作.法律解释制度则要联系中国现状在体制上反思和回答谁有权解释法律及解释的权威性问题.对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应该内嵌或关联于由认识论发展、法学学科演进、法治发展以及司法裁判证成等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之中.     

论警察名誉权的民法保护——从两起警察状告嫌犯亲属侵犯名誉权案说起

警察在执行职务时也应受到民法上的名誉权制度的保护,这具有法理和现行法律的依据。对警察的名誉权是否采取与普通公民和法人同样程度的保护,民法上缺少明确细致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又缺乏运用现行法律规定和法理进行充分的法律解释。     

如何解释法律——关于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思考

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的行使凸显的问题是：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泛滥，导致法律解释混乱；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实用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内容上逐级延续；法律解释权行使的非规范性，导致法律解释在形式上凌乱不堪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制度存在不足，主要是：法律解释权附属于其他权力，由国家机关任意行使；各国家机关共同行使法律解释权，使法律解释的混乱日益凸显；法律解释权多以隐含方式行使，法律解释权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混为一体。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行使的基本思路在于：制定《法律解释法》明确法律解释权的地位，厘清与规范性法律文件创制权的界限；限制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数量，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方式；协调不同主体的法律解释权，构建完整统一的法律解释体制。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解释及其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1号”为例

指导性案例对法律解释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一是有法律解释的内容;二是解释合乎法律本意;三是对案件中法律问题的解释有所创新;四是法律解释方法应合理运用。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是满足指导性案例要求的基本的、合理的路径。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宏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运用的排序与整合,微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的具体细化运用。在杨延虎等贪污案中,首先运用了文义解释规则,在特殊情况下充分运用了扩张解释规则、体系解释规则以及目的解释规则,实现了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解释的悖论与法律论证——一个终结还是开始？

法律解释学展开的思维基点主要有两种一是难题思维;二是整体或类型思维,也可以称为大全思维.但因为其共同具有的主体性思维特点,产生了法律解释的难题.法律论证理论正是通过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体性思维,进一步发展了法律解释学.     

试析法律解释与法律修辞的关系

法律解释与法律修辞表面是看似两种相互独立的法律方法,实际上二者却存在内在的关联,甚至相互交织、互不可缺.在某种意义上讲,法律修辞正是以法律解释为基础的,法律解释的一些具体方法同样要被适用在法律修辞的过程之中,这样在帮助法律修辞实现其说服目的的同时,也完成了法律解释自身的使命.     

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述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说起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解释权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法律解释权的行使依据不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引发立法解释与立法的矛盾。从理论上说,立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根据不能成立。立法机关是法律的作者,它行使法律解释权不符合解释学原理。立法机关不是法律实施机关,它不需要行使法律解释权。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它行使法律解释权没有意义。由此,立法机关的法律解释权应当废除。     

法律解释原理（中）

基于立法者、法律文本以及解释者三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决定法律文本意思的三种法律解释的理论模型:原意决定说、文本决定说和解释主体决定说.对这三种学说及其否定理由的认识是确定法律文本意思的基础.同时,从认知的角度看,这些不同形态的解释理论又包含着不同的认知结构:统一模式、选择模式以及融合模式.这些认知的分歧,反映了对法律解释目的正当性、即法律解释中的确定性与妥当性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认识.     

诚信原则与法律解释关系探析及其启示

诚信原则作为一般条款是法律解释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合理适用这一原则又需要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只有在立法上确认诚信原则和自由裁量权，用法律解释方法对诚信原则的直接适用加以限制，才能使相关审判更加合理。。     

反思与祛魅：我国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重构

普适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是法官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一项司法技术 ,它与审判权相连 ,是审判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下 ,法律解释却被异化为一种权力 ,从而导致解释形式的抽象化、解释内容的扩大化以及解释主体的集中化、多元化 ,进而干扰了司法独立、背离程序法定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解释体制的这一结构特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我国历史上“以吏为师”的传统 ,并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不完善的制度结构有关。为此 ,应当转变观念、完善制度 ,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