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浮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都市茶楼

中国传统茶楼是农耕时代市镇生活的有机化空间,它承载了传统生活之养生、休闲和"江湖站点"的文化功能。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它在当代大都市的"空间爆炸"中裂变为时空分裂的空间碎片,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空间特征,承载了后现代大都市的独特的城市空间功能;并且,作为地方性空间,它在此裂变中实现了向后现代超空间的进入和膨胀。     

台湾后现代女性诗歌综论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当代世界性文化美学思潮出现在80年代的台湾涛坛,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与社会背景。在涛思方面,台湾后现代女性涛歌的本质特征是"消中心"和"反理性";在涛艺方面,台湾后现代女性诗歌主要采取了边界消失与即兴演出、后设语言与意符游戏、博议拼帖与谐拟手法、形式实验与"零度写作"等多种艺术策略。台湾后现代女性涛歌独特的涛学品格更在于其将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有机融合,对男性权力、秩序和统治进行瓦解性与破坏性书写,重视日常化生活形态的表达。因此,在台湾当代涛歌史上,后现代女性诗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郑明娳散文批评初探

(一) 在台湾,散文批评历来是文类批评中最薄弱的一环。台湾文坛许多有识之士曾多次呼吁批评家重视散文研究与当代散文批评,在《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总序》中,余光中指出,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集不但作者多,书目多,读者亦众,却不获得评论者的等量注意”。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专注于散文批评与散文理论研究而卓有建树者郑明琍。她的散文系列论著有《现代散文欣赏》(1978)、《现代散文类型论》(1987)、《现代散文构成论》(1989),即将出版的还有《现代散文现象论》与《现代散文方法论》。她还编有多种散文选集,对台湾的散文理论和批评的历史和现状,台湾近十年来散文创作的综观与趋势、成     

诉说与独白——当代台湾散文中的两种叙述方式

在我国历代的散文批评中,论者总是着力于修辞、描写的方面,而从未能将散文创作中中的叙述问题细加考察。随着散文创作的发展,台湾当代散文家开始注重叙述角度和叙述观点的选择在散文创作中的作用,他们已经认识到叙述方式叙述语言是作品艺术风格的重要支点,它除了叙事绘状之外,还透露出特定的情感色泽、情调、氛围、情绪节奏,给人一种“语言化”的感觉。在高低、起伏,长短、轻重的语调中,涌动着作家的情绪、态度和心境。台湾批评家也发觉,可以把散文的叙述者与散文作者的个人历史个人品性作适当区分,而不必总是执着于合二为一地去从作品中印证作者。他们在散文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差异上     

詹姆逊后现代空间理论探析

后现代社会中,空间与时间相比占据优势地位,后现代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空间性的平面模式。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导致了后现代空间的诞生,后现代空间因此表现出同质性、人为性、共时中的非共时性三方面特征。后现代空间已经超出个体的感知能力,需要借助认知测绘美学来进行整体把握。     

庐山面目纵横看——论当代台湾散文

(一) 当今台湾文坛,散文成绩极为绚烂。散文家层出不穷,代有才人,阵容齐整;读者群极为广大,一派繁荣气象。散文的奇葩怒放与台湾的特殊境遇和台湾作家特有的心境是紧密相联的。     

台湾大学生散文创作刍议

台湾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三十多年来,一大批在校大学生散文作品的陆续问世,扩大了散文创作的新领域。年轻的作者面对台湾教育景观和社会现实,以独特的感受与追求,谱写出一支支激荡人心的音曲。考察他们创作的内容与特色,探讨其生发环境和存在问题,对加强台湾散文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的相容性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与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相容性,体现在:后现代形成的多元文化观念拓展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空间;后现代增强了文化资本也增大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写作动力;后现代改变了文学传播方式,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创作新环境。看到这种相容性带来的机遇,可以更好地促进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实现合而不同、多元共通的文化交融。     

承传与超越——台湾作家散文观综论之一

(一) 台湾文学在与大陆文学相对隔绝的状态下走过了自己特有的40年。40年中,除了戏剧不太景气外,小说、诗歌、散文皆有可观者。就艺术水准而言,散文的成就还在小说之上。教育水准的提高造就了广大的读者群,报刊业的兴盛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园地(据统计台湾报刊每月刊载散文多达5千余篇),孤悬海外的抑郁心境与思乡情怀,是散文奇葩怒放的第一层原因。进一步考究,我们还会发现这种现象与中国散文源远流长的传统有关,一份从先秦     

中山北路的时空考古——台湾当代散文中的台北形象研究

街道，是城市至关重要的意象，是认知城市的基本通道。作为台北乃至台湾百年空间形象的缩影，中山北路的空间形象史及其象征精神具有典型意义。论文从散文文本出发，以中山北路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作为殖民空间、威权空间、情色空间和现代化空间的诸种形象特点及其精神意涵，从中发掘诸种空间背后所形塑的世代居民的感觉结构，进而分析作为象征空间的中山北路所表征的时代精神。     

ECFA对两岸贸易与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包含消费、投资、出口和国民收入恒等式在内的联立方程组模型,选取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两岸贸易对台湾经济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并且台湾自大陆进口能够＂创造需求＂,其对台湾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强于台湾对大陆出口。在此基础上,以2008年为模拟基期,以2013年为模拟期,模拟了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实施对两岸贸易及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实施无论对两岸贸易还是整个台湾经济都具有较为显著的增长效应。     

技术进步与台湾农业增长演进的实证研究：1963--2008年

本文运用超越对数模型对1963--2008年的台湾农业技术进步率进行测算分解，并分阶段探讨了其农业增长演替规律。结果发现：近50年来，台湾农业技术进步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均呈稳定增长态势；台湾农业增长经历由资本主导到资本和技术进步双向驱动再到技术进步主导的嬗变，其农业增长方式已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通过技术变迁来消除资源禀赋制约是未来台湾农业持续增长的最佳路径。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台湾经济形势分析

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严重冲击了外向型的台湾经济。在内需提振乏力、外需市场萎缩的双重压力下,岛内生产和服务业增长停滞,财政状况恶化,民生痛苦指数提高。导致台湾经济衰退的原因有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其中产业升级不力是根本性的因素;而两岸经贸关系的逐步开放和正常化回归有助于纾解台湾经济困境。     

后现代社会发展视野下的海岸带管理

海岸带作为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在后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该文从分析后现代社会的特性入手,探讨后现代社会与海岸带管理的内在联系,进而分析后现代社会中推动海岸带管理的内核,最后着眼于海岸带管理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实践,以期对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中国的海岸带管理有所裨益。     

台湾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是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生命线。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技术 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台湾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台湾经济开放度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台湾GDP增长是其外资依存度和 实际关税率提高的原因,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促进了台湾GDP的增长;同时,台湾经济增长与 两岸贸易依存度互为因果关系,相互之间的协整关系也最强。因此,改善两岸贸易失衡状况,促 进两岸投资贸易正常化,是台湾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途径之一。     

台湾政党再次轮替的深层原因

台湾在2008年出现第二次政党轮替的深层原因是民进党未能解决政治贫腐和经济衰退这两项选民最关心的议题.2005年"三合一"地方选举是民进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2008年1月的"立法院"选举,初次采取以小区单席为主、政党比例代表为辅的制度,放大了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得票悬殊,在"立法院"形成"一大一小"的席次格局,为台湾政党的再次轮替埋下了重要伏笔.在2008年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既无法有效整合内部的派系结构.也无法摆脱扁案和激进"台独"路线的困扰,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从而导致了台湾政党的再次轮替.     

试论台胞在大陆的抗日活动及其对台湾前途命运的思考——兼评所谓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台独”运动

日据时期,一批台湾同胞在大陆组织抗日团体、从事抗日活动,他们一方面积极支持祖国的反帝爱国斗争,另一方面又与岛内的反殖民斗争相呼应,声援台湾人民的民族运动。同时,更针对台湾的前途命运提出了＂要独立,也要回归祖国＂的主张。这里的＂独立＂是针对宗主国日本的＂独立＂,他们的最终诉求是要返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因此,日据时期台湾人的所谓＂台独运动＂与爱国爱台其实毫不矛盾,＂台独＂史观论者想在这里寻找其历史的依据,恐怕是件徒劳的事情。     

台湾少数民族的丧葬民俗文化

台湾少数民族丧葬民俗文化,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主要表现了其原始性与分散性的特点。本文从墓地选择、葬具构成及丧葬礼仪几个方面,反映明清时期,乃至近代,台湾少数民族丧葬民俗文化演变的历史状况,从一个侧面认识台湾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律与特色,通过比较,从更多方面透视台湾少数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试述光复初期台鸽粮荒及政府之对策

光复后不久，台湾即遭遇粮荒，主要表现为粮价高昂。粮荒源于日据时期的粮食短缺，主要原因是战争破坏了台湾农业生产的条件。台湾粮食匮乏程度不如大陆严重，但价格高涨，对习于配给而又极少经历粮荒的台湾民众来说，形成巨大的心理震撼和生活压力。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先是沿用日据时期的食粮配给制度，后放弃配给制度，允许粮食自由流通，但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控制。与此同时，政府积极洽购粮食和肥料，试图增加粮产缓解粮荒。长官公署的种种措施有利于缓解粮荒。     

光复初期台湾农会与合作社分合问题

日据时期的台湾与1945年前的中国大陆各自拥有不同的农民组织经验,这两种经验在光复初期的台湾交集。国民政府在接收台湾后不久,即依据大陆“农会政治,合作社经济”的原则,将台湾最大的农民组织——农业会划分为农会与合作社两种组织,使得光复初期的台湾农民组织陷入分分合合的纠葛之中,直至1949年台湾省政当局重新将其合并。在农会与合作社分合问题的背后,可以看出在国民党的政治版图中,台湾的地位日渐重要,台湾农民组织的地位也日渐重要。在糅合两种农民组织经验的基础上,当政者促成了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性功能的新农会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