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之心理动因、心理机制与预防对策新论

群体性事件是人们在激烈互动中自发发生的无指导、无明确目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众多人的狂热集群行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对社会公平的向往和追求,化身英雄,捍卫正义的美好愿景,个人愤懑的肆意宣泄,以及回归群体的心理原型是促成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心理动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愤懑爆发引发事件,情绪感染产生情绪认同,集体效能权衡群体参与,群体模仿走向行为极化的心理机制。基于群体性事件生发的合理诉求,正义基础,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当立足民意,取信于民;群体矛盾应当逐渐消弭,趋同改善;群体信息应当互通有无,沟通分享。     

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群众工作

<正>近几年,诸如"陆风乌坎村"、"辽宁庄河跪访"、"贵州瓮安"等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利用一些社会事件将其升级为群体事件,另一方面是个别地区、个别党员干部远离群众,长期忽视群众工作,致使事件中群众的某些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所导致。这些群体事件的发生,不仅造成大量经济损失,破坏我党一贯的良好形象,更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良好情感。因此,新时期在新形势     

群体性事件现场人群管控机制建构研究

<正>管控(control)是指在社会组织中,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通过流程、制度等手段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现场人群管控是指采取一切常规措施方便群众行进和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正确措施的执行使现场群众行进和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并达到安全与和谐的协调活动。现场人群管控的研究无论在我国还是国外,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主要广泛应用到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理上,如地震、洪水灾害、核泄漏、节假日旅游高峰、传染性疾病等。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现场人群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6·28"贵州瓮安事件、"6·11"广州增城事件等,面对多变的群体     

浅析陈仪对二二八事件的危机处理

台湾光复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严重,危机四伏,陈仪未能做好危机预警。缉烟事件爆发后,陈仪没有及时将危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反而镇压游行民众,导致危机扩大蔓延。陈仪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安抚民众,从中央调兵镇压,以惨痛的代价平息二二八事件。从危机处理角度来看,在当时的国内大背景及台湾的局势下,陈仪在二二八事件过程中,其处理手段是失败的。二二八事件后虽然提出了诸多善后措施,但还是难以抚平民众的创伤。     

“群体事件”规制的公法学重估——以集会权为中心的一个初步尝试

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执法实践中,作为法律概念的集会游行示威,极少被用到,而被提及最多的"关键词"却是群体事件。但"群体事件"只是纯粹的描述性概念,而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这种法外概念普遍使用与法律概念隐而不现的现况,固然是由于集会游行示威在我国具有某种敏感性,同时更说明,现行法并未得以充分适用。而如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就无法体现;而且,很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群体事件",其实本可以在危害后果发生之前,将其纳入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轨道上予以有效规范。再者,对不同的群体事件及同一起群体事件中具体不同的行为,在立法和执法中也都不能混为一谈、适用同一标准,而应甄别和分解、区别对待,以做到既保障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又减少执法的压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群体性事件的策略

涉警群体性事件是指公安机关直接成为冲击目标或者直接由公安机关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民众对警察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是由于公安机关打击犯罪不力,群众缺乏安全感,警察执法不公,引起群众心理失衡,地方政府滥用警力,造成警民对立而造成的.对涉警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需要转变思路,从被动处置转为积极预防;公正文明执法,保障社会安全稳定;面对现实,制定群体性事件预案;加强信息收集和分析,及时发现群体性事件苗头;做好信息公开,引导舆情走向;处置时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慎用强制性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中央一号文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正式被政府认可,并且把他们面临的问题当作一个社会的公共问题来看待.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从"富士康N连跳"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企业、媒体与民众、政府三个主要角度,来探讨社会对待"新生代农民工"方面存在的经验与问题.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这对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群体性事件的强力演化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发生、发展有个从量变到质量的过程。其演化机制必然经过这样四个阶段：从引发的原因看,利益冲突、具体的权益受损都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内在原因,而一些突发性的事件导致民众长期积聚的怨恨心理、不满情绪爆发出来则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从参与的主体来看,分散的个体经过组织动员,形成具备共同行动基础的群体;从行动的过程看,分散的个体行动向集体行动演化,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从行动手段选择来看,参与者或多或少都会首先运用国家制度空间提供的合法性手段,最后才会选取暴力手段。     

群体事件何以一再发生

近年来群体事件一再发生,海内外高度关注,亦引致民众的不安。真正彻底抑制群体事件爆发的良药是加速制度的改革,但在利益博弈时代,要一些官员放弃不当之利益,还利、还权于民,恐怕只是民众单方面的良好愿望。说白了,任何愿望都要靠实力来达成,而民众的博弈能力目前尚不足够,于是     

论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应对措施

社会泄愤事件中往往伴随着谣言的大量滋生和蔓延。谣言在诱发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导致事件的升级,产生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倾向。谣言在传播的过程形成了情绪宣泄的渠道,进而起到社会调节的作用。正视谣言,理性地对待,进而采取合理的、正确的应对措施。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民意的表达与互动机制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频发已成常态的中国社会,互联网不仅成为群体性事件中民众表达意见的主要"发声地"与"放大地",而且还成为部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与"引爆地",网络草根民意、网络意见领袖、传统媒介、政府等信源之间的互动、冲突与整合在群体性事件的形成、爆发、平息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将考察网络民意在群体性事件传播中的表达机制与互动机制,从而呈现网络民意传播、影响群体性事件之图景,并揭示其背后的风险社会中公民政治沟通意涵。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再定义

就所谓"网络群体事件"原初的形态而言,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一件事情,而它现在却面临被妖魔化的情境;网络作为一个民众舆论平台,如果轻率地将其标定为负面的时候,产生的效果或许与我们预期的相反。为此,本文对网络群体性事件重新作了定义,并分析了网络舆情事件的诱因和形成,并对如何有的放矢地处置网络舆论事件、力求网络舆论发挥正面作用、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问题作了阐述。     

是否增设“袭警罪”之我见

近年来，由于社会两级分化和一些地方官府贪污腐败，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群体事件时有发生。老百姓为维权而抗争，政府为维稳而出警，警民间的冲突日益增多而且激烈。不仅发生了民众因民警的“暴力执法”而被打伤打死的事件，也有公安人员被民众的“暴力抗法”而遭袭牺牲。     

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脆弱群体"救助的实践与思考

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常规的民生保障和社会救助事实上可能中断或难以继续推进,因而新增"脆弱群体"的民生保障是一个需要讨论和关注的问题.当前有关行政部门及其组织必须在救助经验基础上,完善对脆弱群体的救助预案,应当为满足"脆弱群体"救助需求扩大资源储备;同时还要基于系统思维,建立更加高效的应急机制,释放社会协同效能.     

论应激性群体事件中的无组织化民众参与

具有参与方式的自然性、动机的多样性、表达方式的非理性化、行动后果的不可控性等特点的应激性群体事件中无组织化民众参与，蕴含着较大的社会风险：缺乏具体的磋商对象，容易导致局面失控；形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恶性对抗关系，削弱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政府对此类事件的惯常处理模式，产生极强的负面示范效应。     

孟连经验的核心:妥善处理转型期的党群关系

2008年7月,云南"孟连事件"震惊全国。"孟连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胶农与橡胶公司间的利益冲突,是公权力在利益冲突中调处不当引发的。但从根本上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利益主体多元的背景下,公权力与民众之间、民众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关系大调整格局之下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孟连事件"之后形成的孟连经验,其核心就是以公权力不与民争利为基本理念,以党群关系的改善带动各方社会关系的调整。当代中国各类社会关系中,最重要、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执政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利益博弈     

新时期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研究和探索

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 ,突发性群体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广东省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较为复杂 ,相应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呈上升趋势 ,必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本文结合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在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中积累的经验 ,总结当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特征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为防范处置该类事件提出了可行性的方法和工作模式     

群体事件维稳对策探析

近年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事件,是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反映。群体事件危害社会安全,动摇社会信心、凝聚力和认同感,破坏建设成果,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预防和解决群体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     

新形势下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解决对策

<正>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提出首先应该理解为人民内部矛盾冲突,事件定性的变化,将直接引起处置决策的变化。尽管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后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它之所以发生往往是因为社会弱势群体需要自己     

人大应当成为舒缓“社会张力”的主渠道

舒缓“社会张力”的主渠道在哪里？在人大!全国政协委员郑楚光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表示，社会张力过大危害中国社会和谐稳定，舒缓社会张力是国家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按照郑委员的解释，“社会张力”是指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紧张状态。社会张力过大，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如：聚众围堵政府机关的群体事件，执法人员的粗暴执法事件，见死不救的社会冷漠，以及开胸验肺、断指申冤等极端维权行为。为此，他要求人大发挥作用，为“社会张力”建立制度缓冲，为民意表达提供法定渠道，落实民众的权力，成为民众监督政府、表达意见的主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