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错必纠”走向“有限纠错”

目前,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云南李昌奎案已经正式进入了再审程序。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李昌奎恐怕难逃被执行死刑的命运。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再审程序启动的前提就是,     

行政撤销决定之再撤销研究——基于行政活动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平衡

撤销决定若存在违法情形,即可能被撤销。根据违法的撤销决定是对合法的原行政行为作出、还是对违法的原行政行为作出,可分两大类情形进行讨论,进而得出对应的撤销规则。将以上撤销规则提炼后,可以得出对撤销决定进行撤销时应适用的"两层次"基础规则:首先,审视原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法律状态是否合法,若合法,迳行撤销撤销决定即可,若违法,则再审视撤销决定是授益性的还是负担性的,进而对其适用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撤销规则或负担性行政行为的撤销规则。     

试论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

指导性意味着权威性和一般性;指导性案例目前在我国其实是一种非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作为一种法律渊源它既具有形式合法性,也具有实质合法性。作为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它具有辅助性,即效力上的说服性和参考性、功能上的从属性、效力位阶上的次级性和产生方法的有限性。为了保证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需要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确定选择指导性案例,注重判决中所确立的法律观点或对有关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以及对该观点或该方案的法律论证;应当采用"一元、二级、多层次"的案例制作、确定与选择体制,编辑出版新型的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系统性和便利性的指导性案例汇编;应当鼓励、引导对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使用。     

行政指导性案例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行政不同于司法的特性,为规范行政权的行使,各地开始相继建立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然而,在包括选取主体、遴选案例标准、是否应当公开以及具有何种拘束力方面,各地做法尚未统一。因此,针对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制度变革中应当加强遴选主体的多元化、强化理由说明并逐步公开指导性案例,同时也应赋予行政指导性案例相应的拘束力。     

论行政撤销诉讼的性质——基于传统诉讼类型“三分说”之思考

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呈现诸多弊端和问题。尤其是立法设计之初,由于对行政撤销诉讼的基本性质与诉讼规律认识不足,行政撤销诉讼的本质特征在行政诉讼立法与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概括而言,行政撤销诉讼性质上属于形成诉讼,其立法设计应遵循形成诉讼的程序规则;其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行政行为违法并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权利主张;其诉讼判决具有形成力,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确定应遵循"既判力相对性"原则。     

“指导性案例”法理探微

案例指导制度是回应司法现实的产物，指导性案例具有弥补成文法不足、保障法律统一适用及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价值。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与功能，需要合理区分其创制主体与发布主体，明确规范其“指导效力”。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方向不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而是合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实现民主立法与法官造法相结合、融合理性与经验的法治之路的理性选择。     

试析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

正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同年12月31日,最高检先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截止2014年9月15日,最高检共计公布了五批19个案例。随着案例的陆续公布,如何评价、理解和适用上述案例,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以检例第8号"杨某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受贿案"为例,就指导性案例对司法实践所具有的"指导性"提出一些浅见,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素材。     

指导性案例“适用难”的实证研究——以261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深入考察指导性案例适用方面的规律性特征,可以发现“检索难、识别难、参照难”问题限制了指导性案例弥补法律漏洞、统一法律适用等功能作用的发挥.裁判思维的差异、适用技术的缺乏等是案例适用难的主要原因.在厘清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以两种区分技术为参考,我们可以尝试案例适用技术的本土化解决方案,将其细化为“要件五步法”,包括基准案例的检索、区分技术的运用、综合情势的权衡、排除规则的检验、适用结论的导入,以推动指导性案例适用的精细化、规范化、便捷化.     

论行政行为效力的确定力——由焦志刚诉和平公安分局行政纠纷案引发的思考

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否定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利于权利义务稳定的。行政行为不仅具有形式确定力,而且具有实质确定力,否则不足以防止行政随意性。本文指出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是以公共利益本位论为基础的,是行政行为的效力的重要内容。     

论“同案不同判”问题的解决方法

出于多种原因,同案不同判现象在实践中广泛存在,对法律适用人人平等原则带来消极影响。针对同案同判的公民平等诉求与同案不同判的不可避免之间的矛盾,本文试从量刑基准、指导性案例、法官操作与培训等三个方面提出方法,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贡献。     

“指导性案例”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兼论案例分类指导制度之构建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问题体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尽管没有法律拘束力,但“指导性案例”在行政审判活动中的效力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效力在形式上来源于法院内部上下级的监督关系,实则可进一步追溯至实践理性。随着案例指导制度逐步走向成熟,有必要通过创建案例分类指导制度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予以明确。     

“前卫”的法官已让案例走在立法的前面

我讨论的背景是中国的行政诉讼。按照《行政诉讼法》第54条，如果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话，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此行政行为。什麽是法定程序呢？立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指导性案例供需关系的实证研究

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之后,如何在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如何遴选和发布供需一致的指导性案例?本文首先考证了基层法官对案例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并且是下意识的;然后通过指导性案例"遇冷"的局面,映射出目前案例供需不一致的局面;接着从基层法官的成本收益、时间问题、信息不对称、声誉机制的失灵等方面探寻了基层法官为什么不愿报案例;最后从沟通机制的建立、培养法官、激励法官、培育案例,以及探索案例报送形式的5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     

中国“例制”构建中的法院角色和法官作用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法院角色和法官作用有着鲜明的特色,案件审理阶段法院和办案法官往往并没有参与案例指导的意识,而是在案件裁判后由审判庭之外的综合部门通过遴选的方式确定典型案例,经编辑后报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再逐级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发布。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不是按照管辖制度自然地"涌现",而是被人为地"发现",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国外的做法。相比较,"涌现"方式符合司法经济原则和司法规律,而"发现"方式充满人为因素,成本高而效率相对较低。案例指导制度不应被管辖制度"牵着鼻子走",而应当通过变更管辖制度,与司法规律相适应。     

论行政检察监督职权的扩展及其路径——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69号指导性案例为视角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浙江省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治理虚假登记市场主体检察监督案”反映出,检察机关突破了只能在行政诉讼监督过程中,间接监督或“穿透监督”行政行为的规定和惯例,隐蔽地实现了在行政诉讼程序外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直接监督。当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检察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职权进行适当扩展确有必要性。同时,基于功能适当原则和宪法法律的默许,由检察机关对行政行为作出直接监督也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须在发现监督线索的渠道、行政非诉讼监督的目的、对其他国家机关权力的影响等方面作出相应限制。今后,应当在以下三方面构建行政检察监督职权扩展的路径：以类案监督促进社会治理;以检察一体化作为履职依托;以指导性案例推进职权扩展。     

司法裁判文书援引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叙事”模式

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嵌入裁判文书是统一裁判尺度、提高文书释法说理效果的一种有效形式。裁判文书作为独立的叙事文本,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嵌入必将改变文书内部的叙事元素关系网络及结构,带动“演绎式”向“演绎+类比式”双线叙事结构转变,进而形成嵌套式叙事风格。基于司法实践语境,嵌套式文书的叙事理念和叙事模型得以重新诠释;依文书叙事者援引案例的主、被动性区分叙事情境,可以差异性地构建微观层面的嵌入型叙事模式,以满足裁判文书制作的内在需求,即聚集该类叙事形态构成体系以产生合力效应,完成微观表达上的统一,进而从宏观上促成裁判文书叙事风格的良性转变。     

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工作的完善

2018年10月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发布指导性案例,正式赋予指导性案例法律地位。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收集、整理、编纂、发布典型案例,总结办案经验教训,指导各地办案工作。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工作应进一步突出检察工作特色,注重提炼规则,不断提高指导性案例的质量,条件成熟时应着手建设智能化检察案例数据库,方便检索学习和参照适用。鉴于指导性案例的局限性,未来还可以考虑将有关规则上升为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     

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识别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是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的基点案例。参考指导性案例及公报案例的实际运行情况,同时借鉴域外法的案例识别技术,可以得到三个模板：第一,案例要素提取模板,包括裁判文书读解、同类案例整合及＂事实—结论＂对应三大提取技术;第二,裁判要点解释模板,需要与法律规范、裁判规范与具体事实三个部分...     

惩治新型金融犯罪的有力案例指导“轻骑兵”

依法惩治金融犯罪是检察机关能动发挥职能的必然要求。但是,依附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和不断涌现的金融产品,金融犯罪的手段也日趋复杂和翻新变化,传统金融犯罪出现了新领域、网络化、产业化等特点,导致对于新型金融犯罪的认定存在许多盲区和难点。为了明确新型金融犯罪的司法认定标准,加强案例指导和发挥指导性案例的“轻骑兵”作用,2023年5月最高检第3次发布金融犯罪指导性案例,从实体法层面和证据指控方面,界定在惩治涉私募基金类非法集资犯罪、通过网络共同伪造货币、在自行侦查工作阶段发现非法经营等案件的适用标准,厘清和指导办案中的难点,全链条追诉涉金融犯罪的黑灰产业,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大局提供及时、有力的检察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