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主义外交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权力合法性

“9·1 1”事件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 ,但其单边主义外交仍锋芒难掩。单边主义外交对美国政府的政治诱惑力、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及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使其单边主义外交成为必然。单边主义外交破坏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基础、规制基础和有效性基础 ,从而也就破坏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剖析

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是西方国家对于外交决策实行监督制约的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对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议会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其主要功能是：监督外交决策和决策机构是否依法行使外交决策权，以及在执行外交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保证外交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使外交决策者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调节和平衡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与需求。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由于自身存在着阶级局限性以及种种弊端，因而其监督制约效能又存在着有限性的一面     

德国外交：结构性调整还是暂时的利益需要

德国新政府自2005年11月成立以来,其外交政策已初显端倪。德国新领导人默克尔曾于2005年11月30日在德国议会发表她就任后的首次正式演讲。演讲包含内政、外交诸多方面,是研究德国新政府内外政策的重要文件。通过对演讲中外交政策部分以及德国新政府成立半年来默克尔频繁出访的分析,可以看出德国外交正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将对德国今后的对外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战略关键期的中国外交大转型:动因、任务与特色

当一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使其既定外交政策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时,该国外交就必须进行转型与调整。21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了战略关键期,中国外交必须因时而变。中国外交大转型具有特定的"中国动因"。中国外交大转型的"中国任务"是由特殊历史境遇与现实国情共同决定的,需要在外交指导思想、外交目标、外交服务对象、外交形态与外交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但与历次外交转型不同,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国际安全新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诸多挑战,中国外交急需转型,中国政府急欲转型,但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国内的全面改革。     

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重新认识多边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外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双边外交为主。自1971年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之后,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此后,我国多边外交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局部参与联合国的活动;二、多边外交政策大调整,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活动;三、积极进取,开展多边外交,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在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念的指导下,多边外交作为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将为中国外交开创一个新局面。     

法国外交战略重新调整探析

法国外交战略重新调整探析郗润昌冷战结束之初，密特朗总统对法国外交政策作了全面而重大的调整，提出了新时期法国外交战略的新构想。新战略的近期目标是，尽快加速欧共体一体化进程，以期早日建成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联盟；远期目标是，设法扩大欧洲联盟即欧盟，以企重...     

中国新外交：一个领导力的解释模型

中国外交领导力是新中国外交不断开拓新局面的重要推动因素。在中国外交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当中，外交理念的变革创新能力是核心推动因素，领导机制是外交政策得以实现的制度保证，对人才智力、物质资源和公众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外交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领导力。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变化和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还需要在理念创新、机制优化和组织动员等方面不断加强，从而构建面向21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领导力。     

毛泽东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与发展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在建国后才正式开始,但毛泽东外交思想在建国前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已逐步形成,而且在解放区就有了外事工作的实践,这是新中国外交的特点。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总设计师。新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在建国初期,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仅维护了她的独立与发展,争取了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     

中国五十年代三大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影响

本文通过回顾 194 9年新中国成立时期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 ,详细分析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论证了在当时的条件下 ,提出这三大外交政策的合理性 ;探讨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外交工作取得的经验 ,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家们的外交智慧和眼光。     

当代中国外交的根本转型与分期问题——一个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的视角

学术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的根本转型与分期问题存在一些分歧。本文从外交政策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就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型提出了三大标准,并将其用于研究当代中国外交。由此得出的结论与多数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那就是当代中国外交经历了三大根本转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文章最后对当前中国外交的新发展及可能的未来走向也作了简要探讨。     

简论21世纪印度的发展

印度领导人提出 :2 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过去 1 0— 2 0年间 ,印度的经济、军事取得了较快发展 ,国际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其国内社会问题严重 ,综合国力不足 ,缺乏长远外交政策 ,安全环境得不到改善 ,这些都制约了印度的进一步发展     

冷战结束后墨西哥的外交政策中的变与不变

由于受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影响,墨西哥外交政策的基石是不干涉原则和民族自决。但墨西哥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外交政策不得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冷战结束前,墨西哥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强调民族主义;冷战结束后,墨西哥外交政策从强调民族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大大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墨西哥外交政策依然具有继承性。     

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的转变。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睦邻”外交政策的着眼点在于确立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平等关系,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将实现同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确定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中国对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在她不断协调同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是“中国的既定方针”。     

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

对外政策分析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这一领域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其中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多元启发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对外政策分析学界一种非常流行的理论。它结合了理性选择理论和认知理论的优点,将二者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一国的对外政策。本文对近年来多元启发理论的发展进行了介绍,试图概括出该理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主要内容与分析框架,并对它进行简单的评析。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50年

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国富民强,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文试图展示过去50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影响对外经济关系的各种因素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5年以来所受的冲击和面临的挑战,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应如何作出调整。     

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现状及前景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相继进行了5次核试验并公开宣布成为核武器国家。印度核试验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构成了严重冲击,也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至今,印度仍被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排除在外,尽管已是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但并未获得法理上的承认,从而对印度谋求“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形成掣肘。为此,印度积极调整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缓和与该机制的关系,并且寻求融入机制,以期助力其大国地位追求。但在此过程中,印度的战略自主传统与国际机制的规则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使其政策目标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地缘特点对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缘因素对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影响有所减弱,但是,它作为国家构成中最稳定、最恒久的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外交传统仍然有重大影响。由于俄罗斯地跨欧亚,俄罗斯外交的弹性大,外交周旋的空间大。俄罗斯邻国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其邻国外交的复杂性,对不同实力、不同民族、宗教的邻国,采取不同的外交方略。地缘上的内海型陆海国家特性,使俄罗斯外交始终把谋取和维护出海口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美国学界对中国亚洲政策的认知

近年来,中国的亚洲政策备受瞩目,美国学者的评价也比较积极。在对中国亚洲政策关注的背后,美国实际上更多地是对亚洲地区结构变化和对美国影响力下降的担忧。在分析中,美国学者也对中国现行亚洲政策能否持续长久并最终导致中国主导亚洲的前景带有相当程度的保留。     

印度在缅甸的战略利益、战略举措及制约因素

缅甸在印度的对外战略考虑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油气资源的重要来源、进入东南亚的陆上通道、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前沿阵地、提高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和应对东北部反政府武装的合作伙伴。为了实现这些利益，印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政治措施、经济措施和安全措施等。但是印度在缅甸的战略利益仍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印度要实现这些利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领事保护与外交保护的“融合”与判别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领事保护和外交保护都是一个较难明确区分的问题。“是否用尽当地救济”是区分二者的关键标准。然而,很多混淆的产生是与国家责任条款的变化、对国家责任的产生存在误解,以及对外交保护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条件不分有关。由于国家责任条款和外交保护条款的双重影响,传统领事保护与外交保护当中,出现了部分交融的趋势。这种融合,实际上就是部分外交保护转化为领事保护,这就扩展了领事保护的范围,提升了领事保护的程度,使得海外公民的权利更能得到及时的保护和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