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依赖”的产生动因及消解之道

＂微依赖＂产生的心理动因在于人们可以借助＂微环境＂获得满足和宣泄压力;社会动因在于人们可以借助＂微环境＂获得真实世界中求之不得的平等和虚拟寄托;经济动因在于＂微＂系列产品的开发和延伸背后有着对网络本身的自我增强机制以及免费经济特性的运用。消解＂微依赖＂,需要遏制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实现价值理性的回归;需要对于＂微依赖＂的种种＂小情调＂状态实施＂大情怀＂的教育和引导;需要有良知的公民及组织共同行动起来,履行社会责任。     

资源依赖:我国社会组织自治权保障的一个框架

自治权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是社会组织自身使命得到良好贯彻的重要保障。尽管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地位不断得到了加强,但社会组织自治权仍处于偏弱地位,社会组织独立寻求治理空间依旧存在不足。借助资源依赖理论,本文认为社会组织自治权出现的偏弱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资源依赖关系:政府在服务能力资源和民意资源等方面上对社会组织是一种选择性依赖,而社会组织在形式合法性资源和资金资源等方面上对政府是一种必要性依赖。因此,实现和保障社会组织自治权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对称性资源依赖关系。政府需要通过改革双重管理体制、推进政府服务购买等方式释放依赖性资源,而社会组织需要通过资源转化和资源拓展战略来构筑抵消性力量。     

"代经济"的产生原因及未来发展

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社会分工细化、互联网技术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代经济"逐步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代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风口",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代经济"可以为人们提供方便快捷的生活、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效率,但也存在个人过分依赖、企业平台不成熟、政府监管不当等问题。对此,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人三方共同努力,促进"代经济"良性发展。     

日常生活孕育出的神圣性——一项关于“微文物”的人类学研究

社会生活中某些物,因为与个人或群体的长时间接触或代代流传,人们逐渐将其与自己的历史、认同、情感等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这些物获得了超越其功利性使用价值的神圣性。在此将这些物称为"微文物"。"微文物"通过"转喻"机制获得神圣性,具有"不可异化"的特点,构成了抵抗货币同质化力量的异质性孤岛。"微文物"的存在,使人们对同一个物具有不同价值判断,形成了一种价值悖论。在现代社会,"微文物"式微,人们的时间想象更多以民族共同体为单位。"微文物"的研究,揭示了一种从时空角度对神圣性展开分析的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切入对更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分析。     

高校“微思政”如何推进

"微思政"模式的开展,可以推进思政教育与互联网时代发展相适应,也可以推进思政教育成果的落实。我们应该着重打造思政教育"微阵地"、繁荣思政教育"微产品"、引领思政教育"微对话"以及优化思政教育"微环境",为"微思政"模式推进铺平道路。     

冲突与衡平:乡村“微赌博”治理研究——以D县法院100份调查问卷为样本

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微赌博"在部分地区较为盛行,运动式惩办、因应式惩治和过度依赖刑法手段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乡村"微赌博"与"半熟人社会"结构下乡村失序的自治失效、乡村道德观"嬗变"的德治失灵、治理手段单一且力有不怠的法治失策有关。其治理困境在于基层组织难有作为导致的自治不畅,乡村道德文化体系崩塌导致的德治不畅和过度依赖刑罚手段导致的法治不畅。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治理的逻辑轨迹,探索多元共治,以"三治融合"为基本思路;乡序重构,以多方参与为治理关键;事后惩办,以"法治"为最低道德底线的治理衡平思路。     

如何推动青年“微社交”生态均衡发展

微时代的青年处于"微文化"盛行的"微环境"中,"微社交"的智能化、虚拟化和功能化特性会对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实现青年"微社交"场域的有效治理,必须要在"微环境""微主体""微机制""微语态"和"微素养"上下功夫,以生态学的治理理念推动"微社交"生态的均衡发展。     

“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及其对我国渗透的动因分析

"普世价值"是较早流入我国并影响较大的西方政治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剖析"普世价值"思潮的本质,从其概念本身、逻辑起点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看都具有虚伪性。"普世价值"对我国的渗透具有国际国内二方面的动因: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给"普世价值"的泛滥提供了滋长的温床;西方国家借助其发展优势、话语霸权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等强行向他国输入其价值体系。     

警惕网络负能量

<正>互联网的发展,正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自觉不自觉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数字化生存"。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媒体、先进的通信工具、实用的信息总汇和活跃的社交平台,网络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借助网络,人们可以遍览天下大事,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查询自己需要的东西,可以分享观点、轻松淘宝、在线神聊,可以便捷地讨论公共事务、开展舆论监督、实现政治参与。     

"无接触"如何深度拓展社会治理空间

无接触经济以"无人"和"社会距离优先"为特征,旨在阻断疫情传播,并借助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推动"互联网+政务"和无接触治理模式构建。尽管无接触经济的时代转向助推了产业的智能化升级、政府的信息化建设和社会的精细化治理,但是也存在社会信任缺失、监管难度加大以及对技术过度依赖等各种潜在风险。为此,党和国家要多措并举,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无接触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有效化解意识形态多元、参与无序和内容异化等风险。     

对创业型经济的产生动因、基本特征、推进机制的再认识

创业型经济的诞生不仅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而且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逻辑和更新了社会发展推进机制,因而,创业型经济的诞生被称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的最重要、最有希望的事件。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进行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以创业型经济的打造推进经济的发展及社会事业的进步。基于此,本文对创业型经济的产生动因、基本特征、推进机制作出探讨,在于以此推进我们对创业型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高校核心价值观落实的微文化路径探析

当高校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遇上微文化,既面临延伸时空、转变理念、改进方法、革新形式等新的机遇,也面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力遭受冲击、厚重感被消解、系统性被解构、认同度弱化等新的挑战。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探索行之有效的微文化路径是高校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选择。用好"微媒体",占领"微阵地";打造"微课堂",加强"微教育";借用"微话语",学会"微叙事";渗入"微生活",满足"微需要";加强"微协同",净化"微环境"是当前的致思方向和着力重点。     

零工经济的性质、问题与就业潜力

零工经济是借助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一种在线劳务交易。借助在线平台,劳务外包者或请求者和劳务承包者或供给者之间可以实行点对点的直接交易。一方面,人们把自己不愿或无法做的事情外包出去,对劳务供给者发出请求,从而客观上为他人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许多失业者获得了就业机会,而那些有正式职业的人也可以获得新的收入途径。可以说,零工经济具有盘活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使得许多本来处于闲置状态的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     

以农民画为重要资源的欠发达地区创意产业发展

农民画的价值并不在于艺术史上的典范意义,而在于它肯定了普通民众的创造能力;农民画产业的兴起其作用也远远不止于为农户增收,而在于为欠发达地区自主发展动力的培养提供了一条现实途径。农民画作为一种欠发达地区"发展模式",其市场开发建议欣赏性的农民画原画这类作品可主要通过艺术展、画册、画廊等艺术品渠道接触消费者;以农民画为内容或风格的日常生活、文化消费品可借助技术手段,实现表现形式或载体上的突破,以消费者喜闻乐见、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形式,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另外,对于本土、区域性市场的开发,我们建议农民画可以在政府的帮助下,主动借助区域经济中优势企业的成熟渠道、销售终端,以达到引起潜在消费者关注的目的。农民画作为一种普通群众愿意并且可以主动参与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对于国家新农村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繁荣昌盛具有典范意义。     

公益事业VS经济利益——来自气象法调研的思考

气象事业是国家的基础性、公益性和科技型行业,有人形容它为“阳光行业”,就是说气象产品如同阳光一样是用来满足全社会共同需求的,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无偿分享。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变化的依赖程度也随之加强,气象信息可带来或抵销巨大经济效益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气象经济”被逐渐催热。但是,“气象经济”是否就是气象信息的有偿服务?公益性的服务机制如何适应市场的需要?气象信息服务市场如何适时、适度、逐步地开放?并需要怎样的配套法规和管理办法的完善?     

中国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代价与化解

人口红利发展模式的动因内在于"人口机会窗口"。依赖于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人口红利才能得以变现。中国借助于人口红利发展模式,实现了数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正在向人口负债时代快速转换,产生大量劳动力闲置、收入差距拉大、产业结构升级举步维艰、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潜力不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维定式与路径依赖等隐患。这一系列问题,必须通过促进有效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适时调整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统筹把握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利用、适时调整退休年龄等政策举措予以积极化解。     

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

李里峰在《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由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和“建构论”话语霸权的形成，个体记忆的自主性乃至可能性成了一个需要论辩的问题。记忆的真正主体只能是个人，集体记忆则是一个隐喻的概念，须以个体记忆为载体方能存在和传承。集体记忆抹杀了记忆鲜活、质感、多元的本真特质，需要个体记忆来进行平衡。借助个体记忆及其负载的情感和意义，普通人可以对集体记忆、公共记忆进行“微抵制”，获得“微自由”。     

“懒人经济”的是是非非

"懒人经济"的兴起,得益于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意味着人们开始重视休闲时间的质量。在现代社会,人们形成了"二元时间观念",即在劳动时间遵从效率逻辑,在休闲时间遵从价值逻辑。可以说,"懒人经济"的出现预示着经济的人性化趋势,但对于这种趋势,我们需要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取向的变迁与应然抉择

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取向发生了由整体、美德到个体、功利的变迁,这种变迁的动因在于社会生活背景的变化和人的地位、生活目的的转变,并且表现出了"物化"、非道德化和过度的个体功利主义等偏颇性.从当代中国社会的人性事实和现代化转型的社会需要等角度看,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取向的应然抉择是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美德价值与功利价值的统一.     

中国环境治理制度的创新动因、运行梗阻与调适——以“河长制”为例

"河长制"是当前我国为应对新形势下环境治理问题而由地方政府首创的新制度。从整体上把握"河长制"的实质,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即"河长制"的构成要件、"河长制"的创新动因以及"河长制"在面临运行梗阻时如何进行制度调适。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均衡理论分析制度创新的动因发现,环境治理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的张力以及内外部制度环境的异动是促成"河长制"创设的条件。据此,当"河长制"面临过度依赖行政权力、编制人员紧缺、制度交易成本过高等运行梗阻时,需要通过保障制度供给,降低运行成本,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来优化内外部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合理的制度调适,保证制度创新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河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