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益的证成——以有限理性为视角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度的,这就必然导致有限理性下的立法具有不完备性。法律的不完备性在民法上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立法时基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将某些利益遗漏,没有纳入到法律之中,从而形成了预见缺失型立法漏洞;二是民事权利体系的建构与利益生长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种情况实际都导致了应然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分离状态。在应然权利尚未上升到法定权利但是通过法律间接地予以保护之后,则表现为法益的正常状态。     

我国类别股立法的路径选择

类别股指经由公司股权各项子权利分离重组而创设的,权利内容各异的股份。系类别股法律规范与契约安排协作之产物。类别股立法干预之核心,在于恰当设置类别股章程自治之边界。如果强调类别股具有合同法框架中的契约性权利性质,则生成章程自治式类别股立法路径;如果着重类别股具有公司法视阙下的法定化权利性质,则形成类别法定及子权利法定两种法定主义式类别股立法路径。在深入分析类别股种类及立法选择的基础上,应区分公司形态,将三种类别股立法路径分别适用于封闭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及上市公司。如果资本市场对类别股资源的需求与既定的类别股法律规则产生断层,则类别股契约自治将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回应力量,推动类别股立法向趋于公司自治的方向循序演进。     

论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

在未来的投资基金立法当中必须明确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概念、法定的权利与义务提出设想。     

论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

法定优先购买权是一种特定主体依法所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他人购买标的物的权利,历史悠久,为多国立法所采。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和合理的法律基础。在法律性质上为期待权、物权、附条件的形成权。我国法定优先购买权制度的设计,应符合法定优先购买权的法律性质。     

浅析民事鉴定人制度的完善

我国民事鉴定人制度存在“规出多门,相互矛盾”的立法缺陷,混合型的鉴定人管理模式呈现制度设计原则化、权责体系模糊等不足,加之法律尚未确认鉴定人法定的出庭作证义务,使得民事鉴定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仍面对诸多问题.健全立法、强化鉴定人主体资格认证、加强对鉴定人的监督制约、设定鉴定人出庭的法定义务和保障鉴定人的执业权利是完善民事鉴定人制度的有效途径.     

法律责任的设定原则及其应用——以2007年修订后的《律师法》为例

法律责任是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否定的法律评价，是国家强制责任人作出一定行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是补偿和救济受到侵害或损害的合法利益和合法权利，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的手段。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与违宪责任。其中，政府立法中设定的法律责任以行政责任为主，也包括民事责任等。     

司法实践与著作权立法的互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著作权案例为分析对象

虽然知识产权理论界存在司法能动主义与权利法定主义的争论,但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考察,并结合分析著作权法三次修改的历程,可以发现:在实践中,司法能动与权利法定并不相悖,在一定的张力作用下,著作权领域的司法活动与立法、修法活动有着良好的互动作用,能动司法反而更有利于法律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法定主义还是法定原则

法律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作出严格限定,在立法上谨慎创设权利;在司法方面要求司法机关不得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作任意的扩张解释。这种借鉴物权法定原则的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如果被误读"提升"为"法定主义",并将其与自然权利观念相对立,则无助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理解和发展,对实践无益,对理论有害。     

法定主义还是法定原则

法律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作出严格限定，在立法上谨慎创设权利；在司法方面要求司法机关不得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不作任意的扩张解释。这种借鉴物权法定原则的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如果被误读“提升”为“法定主义”，并将其与自然权利观念相对立，则无助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理解和发展，对实践无益，对理论有害。     

我国社会救助权保障的现状及其实现路径

在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社会救助是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社会救助是政府的法定责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保障。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物质帮助权转变为具体法律权利。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社会救助制度。而社会救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又可以归结为社会救助权的保障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