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的构建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政策认同是政策执行的重要基础,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往往更加重要。论文结合陕西省2021年底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设计了公共危机事件中政策认同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网络问卷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包括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感知政府能力在内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负面舆情处理的及时性感知和满意度也会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策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论文提出应重视日常工作中公众满意度、政府信任和感知政府能力对于危机管理的作用,同时要特别注意提升公众的主观感知,当负面舆情发生时,政府应积极回应并处理。     

政务舆情回应策略对政府形象修复的影响 ——情绪认知视角的有调节中介模型

【问题】当前舆情危机事件频发,网络舆情既可以提升政府形象也可以对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应对舆情。舆情事件中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回应策略才能有效维护和修复政府形象?【方法】本研究从情绪认知视角出发,以公众情绪为中介和以回应策略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通过2(事件责任:大、小)×3(回应策略:否认、借口、道歉修正)的组间实验设计进行证实。【发现】研究发现,当公众认为责任大的条件下,采用道歉修正策略(与否认策略、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缓解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当公众认为责任小时,采用道歉修正策略和否认策略(与借口策略相比)更能疏导公众情绪,进而修复政府形象。【贡献】研究突破了传统SCCT理论基于认知视角探讨形象修复的框架,从情感视角提出即使不改变大众对舆情事件起因的归因认知,通过有效回应来疏导公众情绪,也能达到修复政府形象的目的。     

论公共危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

2008年是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一年,从年初的雪灾到拉萨事件、从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受阻到汶川大地震,这些事件的发生无不考验着政府公共关系。其实从2003年SRAS事件后,我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日益重视公共关系的作用。而实践证明,通过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政府不仅可以与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安抚社会不良情绪、缓解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塑造政府的形象、提升政府的美誉度。本文着重探讨政府公共关系的特点以及在解决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重大作用和危机管理中公共关系的开展。     

从应对公共危机来看媒体之自我发展

自2008年以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在面对一系列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时,中国媒体的成长与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它不仅塑造了公众的价值观念,强化了公众的社会意识,反映和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同时它的传播效果也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绩效,尤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媒体在应对公共危机中该如何自我发展。     

公共突发性危机事件与责任政府构建

全球化语境下,危机(Crisis)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存在。危机意味着未知、挑战与风险,危机常态化,风险性就无处不在。因此,如何面对危机事件是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内容。     

论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分担

在把握近几年我国突发环境事件现状的基础上，以风险社会理论为指导，分析环境风险、环境责任以及环境风险与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可知，政府、企业与公众应是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承担主体。只有政府、企业与公众三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突发环境事件。     

公共危机中的公众认知心理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公共危机管理已被作为具有重大挑战性的课题严肃地摆在了公众和政府面前,成为了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战略性任务。本文从公共危机中公众认知心理偏差的成因和特征入手,探讨了公共危机中的公众认知心理调控在我国的发展方向。     

从奶粉事件看地方政府在维护民族品牌中的责任

从2003年的"空壳奶粉事件"到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表明了个别地方政府在民族品牌维护中责任的缺失,体现为监管责任的缺失、道德责任的缺失、社会责任的缺失及执法责任的缺失.地方政府责任缺失造成的后果是,民族品牌深陷诚信危机与生存困境,损害消费者健康并对民族经济文化造成冲击.地方政府建立民族品牌责任机制的有效途径为:完善对民族品牌的监管机制,增强民族品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强化民族品牌的法律责任,加强对民族品牌的扶持力度,完善民族品牌的危机管理制度.     

谈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对网络舆论的引导

在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下,作为公共危机事件管理主体的政府如何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网络舆论涵义及特点入手,分析了目前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应对网络舆论存在的主要误区,提出了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具体方法。     

“医怒”如何产生?——消极医疗事件的责任归因对患方攻击性的影响

基于韦纳的人际归因与责任推断模型,设置消极就医情景进行三因素被试间的实验设计,讨论就医事件严重性、结果可控性和个体卷入水平三个变量对患方归因与责任推断的影响。结果发现,事件严重性大小和事件结果可控性水平变量对责任变量、生气变量、批评变量、语言攻击和身体攻击变量均有显著作用,但对专家的信任度变量没有作用;卷入水平变量对批评变量、语言和身体攻击变量有显著影响,对责任变量、生气变量和对专家信任度变量没有作用。研究结果证明韦纳人际归因与责任推断模型适用于医患纠纷事件,也从责任归因视角为缓解医怒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非典”危机中的政府职责考量

处理各种危机或突发性事件，维持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是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和必备能力。面对此次异常严重的“非典”危机，中国政府表现出富于大局观的形势把握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但也暴露出政府发布疫情信息一度不够及时、缺乏透明度，整体协调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反应机制以及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应加快推进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回应和保障公众的知情诉求；从体制上增强政府对非典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疆化对权力的制约和责任的追究；在充分履行政府职责的同时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交流，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系统，从而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完善公共管理体制，提升公共管理能力，体现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的本质要求。     

有效应对危机 推动服务型政府体制创新

危机事件以其固有的突发性、破坏性,冲击着现行的公共管理体制及社会秩序,考验着国家的政府管理能力。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国家要从法律上确认服务型政府对危机管理的权力及使用边界,政府必须(而且也能够)承担起有效应对危机的责任,实现服务型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创新。     

浅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增加,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所以加强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实践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好的推动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     

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危机”——以北京“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为例

谣言短信危机是信息社会中一种新型的公共危机。其显著特点是新传媒参与公共事件，这对于新时期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提出了挑战。“病猪肉”谣言短信事件作为典型案例。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中信息获取能力和危机公关意识薄弱、公共信息发布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公信力走低。因此，建立“公众本位”的信息收集发布机制、信息发布的法律规范体系和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危机应对模式是政府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要议题。     

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在对社会生活造成物质破坏的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心理,而这种对公众心理造成的影响将会反过来恶化其不良局势。因此,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将是应对危机,尽快控制局势的重要手段。建立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主要是通过明确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内涵,并借鉴国外关于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心理干预机制的经验,重点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几种典型的社会心理进行干预。同时,必须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心理和负面情绪、突发公共事件不同阶段公众心理变化和不同社会心理状态危机传播方案调整进行深入研究。     

浅谈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从＂汶川地震＂到＂三鹿毒奶粉＂,再到＂双汇瘦肉精＂,这些引发社会震动的灾难与事件严峻地考验了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公众,掀起了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新高潮,甚至有学者认为2008年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文章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深入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内涵。     

政府清廉感知：差序格局及其解释--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的数据分析

通过主观态度调查的方式了解公众对政府的清廉感知，进而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廉政领域的普遍做法。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的数据显示，公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清廉感知存在着差序格局。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公众倾向于认为地方比中央更清廉；公众的腐败容忍度越高，越倾向于认为地方比中央更清廉；腐败信息来源主要为官方报道的公众倾向于认为地方比中央更清廉，而腐败信息来源主要为小道消息和有过直接腐败经历的公众，其态度则相反；腐败案件的曝光会导致公众出现对中央清廉感知的负面评价。这些发现可以提供全面、多元的信息，推动未来的反腐败工作建立在更加科学、精准、有效的基础上。     

刍议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

公共危机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核心主体地位。我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公共危机事件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政府的价值取向、能力以及制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多问题,从而极大地制约了管理的有效实施。本文就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展开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打老虎”如何影响公众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广东省的准实验研究

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腐败感知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共同关注,研究如何将政府反腐败成果转化为公众对政府清廉环境的正面认识。已有研究和实践表明,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并不必然降低公众对政府的腐败感知水平。研究利用广东省GZ市和JY市两地级市市委书记被调查的契机,结合2014年广东省清廉指数调查的主观数据,进行了一个探究腐败感知度影响因素的准实验研究。通过倾向值匹配发现,在短期内,反腐败力度加大不仅不会降低公众的腐败感知水平,反而导致公众腐败感知水平平均2.3分(范围0-100)的增幅感知水平。该发现在理论层面增进了人们对腐败感知影响因素的知识积累,回应了公共管理学的经典问题:绩效产出与绩效结果之间是何种关系。同时,在现实层面,则回应了外交部与透明国际关于中国2014年清廉指数得分下降、排名骤跌的争议。     

互联网时代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模式和解决路径

互联网时代下,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日趋复杂,对政府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将直接关系到政府自身形象和公信力.正确认识和掌握公共危机的特点和规律,及时纠正危机处理中的观念误区和弥补制度缺陷,探讨推进公共危机处理模式和解决路径,将对政府提升公共管理整体水平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