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化?——基于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实践分析

【问题】政策企业家对公共部门创新政策的提出、引进、转换和执行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基层官员在推进政策创新与制度化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激励与约束,其行动策略及结果如何?已有研究对政策企业家类型学分析不足。【方法】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为案例,采用文本分析与深入访谈的方法,识别并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制与政策制度化两个环节的特质、策略及创新效果。【发现】不同层次人员存在角色差异:(1)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充当项目冠军角色,创新政策设计,促使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结合。他们会借助专业和信息优势,设计方案,多方试点,并借助专家和媒体的力量落地创新。(2)中高层官员更可能充当过程中介的角色。他们会敏锐觉察制度空间,将创新方案与政治过程结合,并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本,构建内部联盟和推动民众参与,实现创新制度化。【结论】基于中国多层级的政治体系,认为政治层级是区分基层官员企业家的重要依据。不同层级官员在政治权威、行动策略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对基层官员的分类与深入研究有助于细化对中国政策企业家及地方政策过程的理解。     

进城务工农民身份转变的社会政策支持

长期以来,农民工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他们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已经得到承认,但其市民身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还需要社会政策的支持、国家制度的安排才能最终实现。     

地方政府创新中政策企业家知识创造的一个分析模型——以K市公益基金招投标改革为例

政策企业家在推动政府创新中,有无知识创造活动?若有,过程是怎样的?这是政府创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论文以知识生产理论为视角,以K市公益基金招投标改革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是:政策企业家将其新想法转化为创新方案的认知活动中,运用了其专门知识,创新方案设计活动是新想法、组织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的结合;知识创造本质是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间相互作用而转换;知识创造方式包括原理化、操作化、合法化、边界化等;生产过程最后产出了因果知识、工具知识、流程知识、目标知识、预测知识、协调知识等。基于创造方式,论文将政策企业家的知识创造模型命名为ROLD。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尝试从知识创造视角去揭示政府创新微观活动的“黑箱”。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香港住房政策：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悖论

香港政府经常用“积极不干预主义”为其公共政策进行辩护，它表明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仅扮演提供基本法律和制度的角色，其他事务都交由市场处理。然而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呈现出一幅迥异的图景。香港政府对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宏观层次的干预比许多西方国家更为突出。论文选取香港住房政策为例，试图阐释在香港的特殊背景下政府干预住房领域的实质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论文认为，处于全球化时代的香港应选择创新的、更加中立的住房政策；其政府应扩大住房政策的社会政策基础，将其作为新的发展战略。此外，检视香港住房问题既可以为理解住房与社会政策之间的联系提供新视角，也有助于在东亚背景下更完整地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实质。     

生态行政模式下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创新

在以管理行政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下,原有的环境政策理念、环境政策体制以及环境政策工具无法解决由于社会转型以及经济结构调整逐渐积累的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因而,必须突破管理行政模式下环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困境,以生态行政理念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生态行政模式下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     

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以“多规合一”改革为例

地方主官是政策创新与扩散过程中的重要行动者,但现有文献对中国党管干部体制下地方主官如何推动政策扩散缺乏关注。论文建立了地方主官异地交流与政策扩散的理论框架,通过"多规合一"改革案例分析,初步确证地方主官从原任地到履新地的政治流动对政策扩散具有决定性作用。研究发现,政策企业家的支配性权威与问题界定,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与技术可行性是影响地方主官推动政策扩散的关键因素。这些发现为建构中国特色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理解中国地方官员行为逻辑有所助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定位及实现的路径选择

在司法领域,政策只能通过法律形式体现,法官的活动只应服从法律,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行政政策的特征,因此这一政策应当是立法政策,不应直接作为具体政策指导司法实践。将宽严相济作为司法政策存在一些弊端,因其不具有执行的标准,且政策的灵活性容易造成为执行政策而执行政策,难以避免权力的干扰。由于政策主体同样存在利益,因此应当有制度的约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样态应当是制度和法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和自下而上诱致性变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其实施更应注重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     

论行政组织的政策能力

公共政策活动是公共行政活动的核心内容,政策能力反映公共政策活动的效率和效益,进而决定着公共行政活动的现实效果。沿着制度落实和制度创新这两个逻辑流程,分解行政组织的政策能力内容,将会为我们认识、解释乃至评价行政组织的政策能力提供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经济法与社会政策论纲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法律的大众化与普适性等推动了社会政策被纳入法律视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一致性说明了经济法、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的兼容性,目前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经济法与社会政策脱轨造成的。社会福利均等化、社会政策与社会法基本规则的融合使经济法与社会政策形成兼容机制。金融法与环境政策的融合是这种兼容机制的一个范例。     

慈善领域社会政策发展的路径分析

慈善在社会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其发展不仅受到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且有制度政策缺失的制约。本文分析我国慈善领域制度政策形成、发展的基本历程,结合实际,提出构建、完善慈善领域社会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     

创新惠农政策“问效问责”制度

近年来，江苏省泗阳县纪委、监察局加强对各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创新推出惠农政策“问效问责”制度，保证了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推广补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农村低保、农村医疗保险等惠农政策专项款物及时、足额落实到位，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创新社会管理中的社会参与机制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党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社会参与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需求,是社会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保证。创新社会管理应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管理主体,优化社会参与的制度环境,拓宽社会参与的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及成员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邓小平的政策创新思想

邓小平关于政策创新的一系列论述是其政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什么叫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是政策创新的理论基础;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是政策创新的逻辑前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是政策创新的现实要求;"三个有利于"的新标准是政策创新的价值取向.邓小平政策创新的实现途径包括:(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政策创新的前提条件;(2)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政策创新的基本原则;(3)大胆地闯、及时总结是政策创新的关键所在;(4)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是政策创新的重要措施.     

政府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选择

本文分析了政府规制的两种政策目标观—目标的公共利益取向和部门利益取向，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政府规制作为公共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政策目标应该而且能够体现公共利益。同时本文还指出，在公共利益这一政策目标指导下，政策工具或方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选择，包括对政策效率、效益和政策环境的分析。     

英国企业创新政策的特点和启示

通过研究英国政府"向上竞争"、经济再平衡、联系与催化的政策目标,分析英国创新政策的原则和近年来的一些新特点,并提出创新政策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政府支持金融企业投资于创新、降低企业创新的政策成本、创新政府采购的方式方法等建议。     

政策考量机制的理论设想与制度架构

能动司法是英美法系的支柱,发挥参与制定政策、改变政策、创新立法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法治语境下,能动司法是人民司法的本质要求,其涵义是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政策考量是能动司法的基本方式,是将司法工作融入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途径,同时它蕴含于司法过程之中,具有法治的本质。政策考量的法治本质通过规范的考量机制来体现,通过法律适用外化形式来实现功能、发挥作用。本文从含义、运用方法、限度、制度架构设想等四个方面论述中国能动司法语境下的政策考量,同时对全球化法律重构趋势下的政策考量提出建议。     

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政策变革与创新

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政策的变革与创新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农村教育政策创新主要表现在:重新明确农村教育的重要作用与地位、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的管理体制、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新机制、实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新战略等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农村教育有着新的发展,这也要求教育政策继续创新.创新农村教育政策需要新思维、新视野.     

利弊之间:知识产权制度的政策科学分析

知识产权制度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功能在于维护知识权利的正义秩序和实现知识进步的效益目标。近代英国和现代美国是知识产权政策的有效运作者。发展中国家须在国际贸易体制的框架内,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作出知识产权制度的选择安排。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百年史,是一部从被动移植到主动决策的政策发展史。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政策目标引导下,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必须调整、完善和提高。     

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

在我国进入和谐社会和城市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面简称《决定》)中重点强调提出要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来深化我国社会当前管理和大城市发展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创新和改革,这不仅仅是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升级,也不单纯沿用西方科学国家社会治理理论和模式,而是我国党政机关深刻剖析当期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问题后的与时俱进和深层次的理论创新深化,三中全会充分表述了我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目的,也预示了具备鲜明多元化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政策也发生重大转变,其社会治理内容和方法也更加多元丰富.     

地方问政策转移失灵的审视与反思

政策转移作为一种政府在面临多重压力和要求下进行政策制定和创新的理性选择，在我国也成为了地方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中政策转移失灵的现象亦普遍存在，其原因可以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