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

"专车"现象本质上是共享经济的一种类型,它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国内外政府对"专车"的态度不一,传统出租车行业对其强烈抵制。但是,"专车"作为共享经济的一种类型有很大发展前途,不应该禁止。通过建立混合规制模式,可以扬长避短,社会和消费者可以得到更多福利,地方政府可借以推进社会财富再分配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混合规制模式是由"合作监管+自律监管"构成,地方政府在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是由共享经济运行机制和共享公司法律结构决定的。     

试验与示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的央地话语联盟

在已有政策试点的研究中,试验与示范的争论由来已久。然而,已有研究却忽视了话语的媒介和建构机制对于试验与示范有效实现的重要作用。通过引入话语联盟等理论,论文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基于话语网络分析的运用,揭示了话语如何促进了试验与示范在试点过程中的共现与互动。研究发现：首先,中央和不同示范区,基于试验与示范等内容的不同叙事侧重,形成了不同的话语联盟。其次,不同的话语联盟在试点过程的不同阶段中,起到了试对、试错、完善、促扩散等不同的政策实践影响。最后,央地话语联盟的建构主要基于央地互动中的权力分配：一方面,中央在话语权力中基于支配地位,实现了对于政策知识和示范方向的控制;另一方面,地方基于转译机制,实现了对于试点经验的拓展和再创新。     

话语建构与“不决策”:对改革开放初期合作医疗解体的一个理论解释

改革开放初期导致合作医疗解体的直接动因是政府决策者的"不决策"行为。"不决策"作为政策选择的一种隐蔽形式,它的合理性论证是在特定话语的建构作用下实现的。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现代化"话语中,合作医疗被建构为文革"左"倾的产物、"非生产性开支"和落后的初级健康保障制度,从而遭到了质疑乃至"否定"。话语总是与权力关联在一起,话语建构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农村医疗领域中,话语权的缺失是农民群体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反垄断法的地位及其政策含义

市场经济实践中的竞争与管制的关系,以及宪法上的经济中立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决定了反垄断法的经济基本法地位。这一地位意味着反垄断法虽无法完全取得相对于管制法的绝对优势地位,也无法完全取代管制,但可以在维护竞争这一维度上对管制进行制约。制约是在尊重管制合理性的前提下,促进管制的竞争化,在管制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竞争的损害。这有利于改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质量和减少竞争制度障碍。     

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明显具有强制性的特征,公司法在1993年颁布并实施,经1999年首次修订、2004年二次修订,于2005年修正,沿用至今。由于我国引入公司与公司法的时间较晚,对于公司治理方法尚未成熟,公司的管理还较为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管制不仅包括政府管制的方法、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公司结构等,还包括司法对公司的一种强制性处理管制。本文针对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进行分析,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管制经验结合我国公司法中的不足提出讨论问题,并探讨了立法政策对公司法的影响。     

我国近30年“依法治税”的理论言说——基于法律话语的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依法治税"在我国税法学以及税收实务界获得了广泛认同。通过法律话语分析可知,"依法治税"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独特话语现象,其理论言说的话语主体为政府官员,其言说的内容是使用法律(包括政策)"治"理税收。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加以推行的"依法治税"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随着"税收法治"的发展,"依法治税"理论言说开始式微,并且成为阻碍进一步推动税收法治的话语障碍。     

在危机中反思对经济政策的规范

我国当前的政策制定模式具有明显的"内输入"特点,这种由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模式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忽视了公民对政策制定的参与作用。表现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就是忽视了经济主体的实际需求,错误判断问题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的政策形成环境发生了变化,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改革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成为必然。     

行政诉讼司法政策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校正与维护

经济转型会引起政府职能转变和规制经济方式的变化,同时也导致审判方式与司法政策功能性的变化。司法对于经济秩序的维护,主要是通过个案解决,宣示司法政策,打破地方保护、行政垄断、行业垄断的局面,维护职权法定的权力配置。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而政府失灵则需要司法跟进。行政诉讼是政府失灵的矫正者,行政诉讼对于经济秩序的维护,是一种间接的、功能意义上的保护,其目的在于督促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督促政府明确市场规则,促进统一、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和完善。     

政府规制的政策目标与政策选择

本文分析了政府规制的两种政策目标观—目标的公共利益取向和部门利益取向，并从规范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政府规制作为公共政策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政策目标应该而且能够体现公共利益。同时本文还指出，在公共利益这一政策目标指导下，政策工具或方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选择，包括对政策效率、效益和政策环境的分析。     

行政规制视角下“应召专车”的性质、定位与前景

当前,"应召专车"成为客运市场的一种新型模式,但从行政法律角度分析,其所涉车辆应属营运车辆,所提供服务应属客运合同,在我国实行的营运车辆与非营运车辆严格区分的法律框架下,其行为属于不符合相关规定。但是,"应召专车"的出现源自于现有行业管理的僵化,是在市场需求下经济主体自身催生的创新。在尊重市场规律、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对于这种新型客运业态的行政规制应当被正确引导和规范,并通过扩大汽车租赁的服务范围、简化租赁手续等方式,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将应召专车作为现有供给严重不足的客运市场的一种补充,从而实现社会、行业和个人的"多赢"。     

出租车行业特许经营的困境与变革

特许经营是我国出租车行业的根本特征。面对拒载、罢运等现实问题,既有的矫正措施立足于特许经营体制的强化,忽略了市场竞争性的塑造。经营权特许的公司化倾向与管制措施的潜在引导形塑了出租车公司的行业优势地位,造成了出租车行业利益分配不均,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出租车行业的开放与发展应当立足于政府管制的变革,而非反垄断执法。我们应在重新认知出租车行业性质的基础上,变"管控"为"疏导",从放开行业准入、依法行政和改良管制政策等方面入手,提升市场的竞争性和透明度,构建激励性规制。     

“稳增长”政策的政治逻辑与法律治理

为了应对当前经济增速的放缓,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体现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稳增长"政策,其内在的政治逻辑是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根据该政治逻辑,"稳增长"政策成为实现这一合法性的政治手段。然而,宏观调控权专属于中央政府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当前主要由地方政府实施的"稳增长"政策已违反了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理。当然,对"稳增长"政策的根本治理,还有待宏观调控法辅助性原则的确立,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在宏观调控决策中作用的消解。     

美国风险立法的理论与实践

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是美国政府部门广泛采用的分析工具。里根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和国会制定的法律使之成为立法程序的内容。风险分析为立法程序中广泛而深入的公众参与开辟了道路,为规章与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合理性基础,影响了司法审查的方式。风险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相结合,在提高立法质量,改进政府管制效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治”与“管制”之间:“矫治”的界限与基准——以“房屋限购令”为切入点

"房屋限购令"对市场的干预在权力来源、行使方式、政策考量因素等方面存在与宪政原理、行政法原则相悖之处,其权力运行形式亦游离于行政立法的控权范围,跨越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界限。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矫治"限度在于市场基本经济规律的恪守与建立在基本权利划定基础上的权利尊重。市场财产权配置、权力与控权力的对比均衡度则应当成为政府是否越界干涉市场主体权利的两个判断基准。     

城市化规划中的权利话语

由政府规划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既是我国践行已久的模式,也是新型城市化建设希望借以突破"城市病"的路径设计。但归根结底,城市化是一个社会变迁的过程,本质上依赖社会的全方位自主参与;这就造成了作为手段的政府管理本位,与作为目标的社会权利本位之间的分离,新型城市化建设必须要克服这种分离所可能带来的冲突。这就要求在地方政府进行规划的过程中,更新规划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话语结构:一方面,在地方政府行使规划权推进城市化的价值理念层面,理顺权利话语和权力话语的优先位次,始终强调权利话语权的优位性;另一方面,畅通权利话语参与规划决策中的渠道,开拓多种社会参与形式,依托法治平台,促进权利话语和规划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管制与法律的互动:经济法理论研究的起点和路径

管制(监管)与法律的互动不仅确立了政府管制(监管)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直接导致管制(监管)研究将对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①这一命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论证:首先,管制与法律的密切联系决定了有关政府管制(监管)的研究是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地带;其次,作为国家干预重要方式的政府管制(监管)及其与法律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路径;再次,从管制与法律互动的角度,政府管制(监管)研究将对经济法有关国家适度干预的边界、经济法律的内在结构以及中国经济法体系框架构建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正义"的法哲学研究

法律应体现正义,对此应作出法哲学的历史考察。研究表明,对"正义"的追问必触及到其中关于"程序"与"伦理"的内在矛盾。要强调,"程序正义""伦理正义"的合理性,共同构成"法律合法性"的基础。总之,应当立足实际建设体现"程序正义""伦理正义"相统一的"正义之法"。     

竞争政策视野下行政性垄断行为规制路径新探

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共同指向了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这一核心问题, 改革的重心已经从要素市场的全面开放转移到了对政府权力运行的全面规制,关注政府角色 的重新定位成为提高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我国普遍存在的行政性垄断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传统规 制行政权力的路径依赖与制度显然不足以有效规制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探索新的规制路径十分必 要。行政性垄断是“政府失灵”在市场层面上的反映,不能仅仅依靠行政控权的制度加以克服。应当将规制 行政性垄断置于全面规制政府经济权力运行的整体目标之下,在国家“竞争政策”的框架内建立规制行政性 垄断的制度体系。这就应以《反垄断法》的实施为基本制度,以对行政规定的竞争性审查为事先防范,以行政 行为对市场体制效率的影响为正当性评判标准,积极推行竞争中立制度,普遍倡导竞争文化。     

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政府管制及其改革——兼论“十一五规划”指导下的管制创新

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属于城市公用事业,政府一般对其实行管制政策。我国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政府管制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包括市场准入管制、价格管制和质量管制。然而,由于管制政策设计上的缺陷,管制效果并不理想。针对管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采用激励性、协商性的管制方式,对管制内容进行调整,在管制与放松管制之间寻求平衡。     

住房政策、住房自有与资产建设:东亚社会政策的一种新视角

过去几十年东亚住房自有的增长,是由包括日益增长的财富、政府政策、置业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资本积累在内的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论文以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作为案例,讨论住房政策、住房自有、社会政策、社会保障和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论文的中心论点是:考虑到在全球经济日益增长和不稳定的背景下住房自有的良性潜能和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政府应依据"以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原则,重新考虑住房政策的作用。这一论点的依据在于,住房政策可被视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以资产为本"的住房政策是抵消新自由主义住房政策负面影响的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