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的高风亮节

在中央苏区,何叔衡、谢觉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5人是最年长的同志,受到大家尊敬,被称为苏区“五老”。他们中何叔衡年龄最大,可是“左”倾领导者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让他参加长征,而将他留在苏区,结果被敌人包围,跳崖壮烈牺牲。其他“四老”则拄着拐杖走上长征路。周恩来对保卫“四老”的何长工说:“这4位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没事;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你的脑袋。” 苏区“包公”何叔衡 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是苏区德高望重的革命先驱,曾担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兼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善于     

何叔衡苏区反贪

正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了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11日,他在福建上杭被捕牺牲。何叔衡为人正直,对党赤胆忠心,虽然,他在党的时间不长,但他对我党的贡献却很大,是一位深受毛泽东敬重的革命家。红色政权的首任"最高检察长"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何叔衡和毛泽东相识于长沙,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1921年7月,两人一起奔赴上海,参加了     

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反腐:何叔衡严惩谢步升

人民群众痛恨官场腐败,也看到党中央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浪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反腐斗争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红都瑞金,主角是时任苏区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的何叔衡……     

苏区反“围剿”斗争与党的宣传工作

军事斗争与政治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宣传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党成立以来,党就十分重视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宣传工作动员群众,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获得多数人的支持。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发动的"围剿",中国共产党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对苏区人民和国民党白军开展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从而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反"围剿"斗争,为巩固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关系现状之原因分析及相关对策

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席卷中国、震撼世界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资历深,德高望重,都是红色政权建设中的中流砥柱,被党内外誉为苏区"五老".1934年10月,除何叔衡留在苏区继续战斗外,其他"四老"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开始了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何叔衡苏区反腐

前不久,笔者借赴京开会之机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80多年前发生在红都瑞金我党领导的早期反腐斗争的珍贵档案史料。当年,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等为建设一个清正廉洁的工农民主政府,积极致力于反腐肃贪,特别是时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何叔衡,铁面无情,人称"铁包公",在中央苏区留下了不少佳话。严惩变质分子,树立共产党反贪肃腐的威信一天,何叔衡从石城县调查返回瑞金,刚踏进工农检察部的大门,就遇到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审判员谢正平,     

苏区“包公”何叔衡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是苏区德高望重的革命先驱，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主席任命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兼“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他善于调查研究，坚持秉公执法，被广大群众誉为“苏区包公”。     

透视闽西苏区法制建设中的八种“基因”

文章通过借用遗传因子(现称基因)这一遗传学概念,分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下的闽西苏区法制建设过程中所形成"基因"及其相关内容,提出了闽西苏区法制建设中形成的八大"基因",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因;党的领导的组织基因;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基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斗争的工具基因;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形式基因;个人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基因,以及传统中国文化基因和现代法治基因。以八大"基因"为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分析闽西苏区法制建设的性质、特点,及其变异的趋势,也为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有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实践对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启示

新一届党中央非常重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上任后,就提出了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可以说,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治党、治政、治军的经验,特别是通过中央苏区反腐防腐斗争的实践,形成了苏区廉洁的好作风,积累了宝贵的廉政建设经     

苏区“包公”何叔衡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是苏区德高望重的革命先驱,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兼“苏维埃最高法庭主席”,善于调查研究,坚持秉公执法,顶住各种干扰,被广大群众誉为“何青天”、苏区“包公”。 1932年5月,一封举报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的信送到何叔衡手中,信中说陈景魁滥用职权,向群众摊派索要财物,利用地痞流氓欺压群众……何叔衡阅后一怔:共产党内竟有这等“组织部长”!他决定亲自带几个人到黄柏村进行调查。     

苏区“包公”何叔衡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是苏区德高望重的革命先驱,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兼苏雏埃最高法庭主席,善于调查研究,顶住各种干扰,坚持秉公执法,被广大群众誉为“何青天”、苏区“包公”。     

中央苏区“五老”的友谊

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席卷中国、震撼世界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年龄较大,资历深,德高望重,都是红色政权建设中的中流砥柱,被党内外誉为苏区“五老”。1934年10月,除何叔衡留在苏区继续战斗外,其他“四老”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开始了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梅坑殷殷握手话别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严重错误,广大红军指战员、广大干部和群众虽浴血奋战,但仍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敌军的包围圈越拉越紧,苏区越来越小,党、政、军、群中央机关不得不准备和中央红军…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人生结局(三)

牺牲了宝贵生命为后人所怀念“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有不少人抱定革命信念,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乃至以生命为代价。沈泽民曾是鄂豫皖区“肃反”的灵魂人物,假若没有他这个副书记的有力支持,张国焘可能根本无法控制苏区的党和红军。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留在了大别山坚持战斗。当时的鄂豫皖苏区的斗争是异常危险     

方志敏: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先驱

<正>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方志敏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杰出践行者之一。方志敏是赣东北苏区(1932年11月改称闽浙皖赣苏区)的主要缔造者,他情系群众,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群众观的理论和实践,成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先驱。     

清除“最大威胁”——习近平论反腐

正七一重要讲话,习近平从党的"最大威胁"高度再谈反腐,其原因何在?意义何在?不忘"初心",就要时时告诫"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七一重要讲话,习近平深刻阐述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个方面的要求,将反腐斗争再次提上新高度。党的"初心"是一切为了人民,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本质属性。"不忘初心",就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现象作     

论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党的建设

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除中央苏区之外的第二大苏区。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苏区各级党组织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在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为以后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的时代最强音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和共和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颂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牺牲、奉献和担当精神,阐明了党面向未来、面对挑战的执政理念、方略和使命。这是全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政治宣言,是指引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献,特别是讲话中的八个"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激励共产党人继往开来的时代最强音。     

苏区反腐三杰

荀子曰：“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取得局部执政地位后，为了“求可节”，曾经毫不留情地向干部队伍挥刀刮骨去毒，以严刑峻法遏制腐败变质分子的贪婪私欲，在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反腐肃贪斗争中，查处大案要案25起，处决大小贪官13人。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涌现出了“苏区反腐三杰”。     

建党伟业中的兄弟功臣

<正>2017年10月31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在瞻仰一大会议室原址时,习近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前,习近平一一列数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姓名,说到"李汉俊也牺牲了",讲解人员特地介绍,李汉俊1927年就牺牲了,革命烈士他是第一号。被称作党的"产床"的一大会址原系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的公馆,一大代表李汉俊则是李书城的胞弟。如果说李书城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产床"的话,那么李汉俊就是党诞生的一位"助产士"。在建党伟业中,兄弟俩厥功甚伟。     

论邓小平对我党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过程中,对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权力过分集中是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党首次从体制上探寻腐败现象的根源,从而结束了以往把腐败现象根源仅仅看作是思想、作风的历史;他指出反腐败的指导思想是"反腐倡廉工作必须紧紧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从而纠正了反腐败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他提出依靠法制反对腐败,从而实现了反腐模式的根本转变,即由人治反腐到法制反腐;他重申反腐斗争的重点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而指导我国反腐败斗争抓住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