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暴利

目前，贫富分化的端倪已在中国显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然而要避免这种分化，就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行为，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使之趋于公正、合理与平衡。就目前来看，严厉打击非法牟取暴利的种种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非法暴利是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分化的主要根源之一。这里所说的“暴利”，并不仅指哄抬物价者牟取的暴利，主要是指另外一种暴利，一种危害更广的暴利行为。出租权力带来的暴利。就目前的分配政策来说，工资差别是不大的，关键是某些干部在政策制度规定之外所取得的种种不正当的收入、待遇和消费。特别…     

加强政令“短命”的行政法律规制

政令是由政府或其他有权机关所颁布的政策和法令，是指导一系列行政活动的行政规范，具有明确的目的、目标或方向，是行政的内容之一。政令与行政密不可分。本文从行政法的角度，针对当前社会中发生的某些出台的不合法或不合理政令而引起的相关问题，     

法治政府的建设方向

2004年3月17日，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这一响亮口号，然而法治政府是怎样的政府？它又有怎样的建设方向？笔者认为，从行政法上的三大矛盾入手，可以寻找到确切的答案。因为行政法是“规定公共行政管理活动，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管制之殇:中国户籍政策改革失效之因——基于"行政国家"视角的思考

作为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设计,在经历了60年的沿革和变迁之后,户籍政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消极的掣肘作用。尤其是黏附于户籍政策之上的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制度差别,仍然是导致中国社会公平严重缺失的罪魁之一。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阈出发,户籍政策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是中国“行政国家”的核心特质——管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府本位”,而户籍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则进一步巩固了以“政府本位”为特征的行政理念和行为逻辑,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形成了“愈改革,愈管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户籍政策改革欲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必须首先转变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实现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彻底转变。     

行政“乱作为”危害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一些地方政府屡屡出现行政“乱作为”,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国家利益带来祸害《瞭望》新闻周刊近期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屡屡出现比行政“不作为”更可怕的“乱作为”,他们在执行国家有关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国家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其中一些领导干     

两个转变中的政府行政观念

两个转变中的政府行政观念徐邦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跨世纪战略任务。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政府承担着体制和政策创新的特殊使命。但是，一个行政观念陈旧落后的政府是不可能有效承担这一繁重历史重任的，因此...     

网络舆情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

在我国行政体制中，政府过去一向是政策制定的主导者。大部分重大决策都是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对社会的回应也是以政府自身为主导。但现如今，随着社会公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政府必须主动地关注和满足社会需求，积极回应社会舆论。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已步入了一个“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     

提升政府能力的政策学话语——以郑州“引博从政”为例

以郑州“引博从政”为例,在政策系统中由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及政治、行政文化体制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政策生态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提升政府能力,其政策创新要保证做到“三化”,即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引博从政”有益的启示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回归、制度创新理论的物化和全新人才观念的形成。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提升政府能力还应做到:加大舆论宣传,加强行政沟通;进一步提高政策“三化”水平;完善配套政策;科学评估;做好角色转换的引导。     

服务型政府建设刍议

人类行政模式主要包括统治行政、管制行政和服务行政三种模式。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我国政府，应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施政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时代的要求，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文章在最后部分提出了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效对策。     

加入WTO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影响

“入世”促使中国经济步入与世界经济深度联结的新阶段，市场制度的普遍性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行政的行为模式。这客观上要求转变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规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以顺应“入世”后的环境置换，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努力获取“入世”的正效应。有学者提出，加入WTO以后，中国将“经过政府职能转轨——法制接轨——政策入轨——行为上轨等变革，在管理体制、法制、机制上全面适应世贸组织的需求”。     

“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相斥吗？

从政府的性质、职能和国情等方面，论述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辩证关系，二者融为一体，不可排斥。对目前流行的要把我国“管理型政府”转变到“服务型政府”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的观点提出异议，并阐明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构建“管理、服务规范的廉能政府”的主要途径。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探讨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的系统工程，政府在这项工程中无可争议地处于“主角”地位，但“主角”绝非“独角”。服务型政府建设只有在党和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中，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得以实现。     

服务型政府的组织视角再审视——基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设置规律的分析

从传统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到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西方行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公共服务”的理念始终贯穿于相关的理论、思想，或其暗含的行政价值之中。不同行政模式下与“公共服务”理念相适应的组织观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实践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既体现了“服务”内涵中效率与民主两种价值的统一与平衡，也融合了不同行政模式的“服务”理念。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的发展趋势则是以官僚制为基础，走向结构扁平化和政府组织体系多元化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选择

（一）转变观念，树立现代服务型政府、效能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 1．树立服务行政理念。政府官员也必须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管理的目标，实现行政理念从传统的“管理理念”向现代的“服务理念”转变。     

略论当代西方国家行政领导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中“企业家政府”力主“掌舵”的行政领导模式，政府行政领导效能由此明显改观，并且推进了治理变革，但也造成参与价值的隐去、社会公平的缺失与治理易于失灵等问题。后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改革由此尝试“共享领导”的新型行政领导模式，并将其内涵界定为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增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实施愿景型领导等几方面，从而相应弥补了企业家政府掌舵模式所存在的诸多缺陷。     

论政府信用及其重构

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 ,政府信用是关键。当前 ,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出现的政府信用危机 ,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为此 ,必须进行政府信用的重构 ,使政府的行政手段从以政策为主转向以法律为主 ,加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拘束 ,加强信用制度立法 ,建立有效的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严惩行政腐败 ,重树政府威信     

甘心受“宰”为哪般

自反暴利“暂行条例”颁布实施以来，经济生活中曾一度蔓延的价格欺诈和不义获取暴利的行为大为收敛。但据报道，目前高档娱乐餐饮场所暴利“宰”客现象仍较严重。前不久，上海市工商、物价等部门对一些夜总会和高档餐馆进行突击检查，仍发现一杯矿泉水收费30元，一小杯威士忌收费6O元，一般普通炒菜叫价200元，其它的水果、点心、饮料均比市场价格高出5倍以上的现象。令人不解的是“暴利”明码标在服务薄上，店主也无强取豪夺之举，而厅里堂内高朋满座，丝竹之音悦耳，俄筹交错之声不绝，众多的“上帝”临“暴”不惊，甘心受“宰”，个中…     

小政府 大社会——海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

小政府大社会——海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潘小娟海南省１９８８年建省之初，就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１０年来，随着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海南人对“小政府、大社会”这一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在认识上有新的突破，在实践中采取了许多积极有...     

国务院常务会议如何决策

对于这个国家，国务院常务会议意味着什么？在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达15年之久的学者彭真怀眼里，它是中央政府“给人民的答卷”；在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口中，它是“政策的风向标”；而在一位中南海的工作人员看来，它是国家治理“行政系统中最高的决策平台”，也是外界“观察施政重心的一个很好的视角”。     

加强政令“短命”的行政法律规制

政令是由政府或其他有权机关所颁布的政策和法令,是指导一系列行政活动的行政规范,具有明确的目的、目标或方向,是行政的内容之一.政令与行政密不可分.本文从行政法的角度,针对当前社会中发生的某些出台的不合法或不合理政令而引起的相关问题,以科学、民主的眼光对政令进行理性的剖析,并融入行政问责、行政监督等思想,力图为推进政令科学化、规范化与法制化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