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

道德评价是衡量一部史学作品的首要条件，司马迁是否也同样认识道德评价的价值．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他在电学评价中更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使得这种道德精神在《史记》中得到发扬光大，成为千古不衰的典型。     

风险的制度化与制度的风险——以彩票业为例

从风险与制度的关系角度,分析了彩票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彩票是国家对社会投机行为进行有序管理的制度形式,实现了国家对风险的制度化利用,达到了通过赋予娱乐行为合法性,筹集社会资金发展公益事业的目的。彩票业的兴起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产生的问题反映了市场经济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说明了任何制度建设都蕴藏着潜在风险。要解决彩票发行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必须从完善和强化监管机制入手,引导和激励社会公众参与合法的娱乐活动。     

论民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以“泸州遗赠案”为例

"泸州遗赠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该案不仅涉及婚姻法中关于夫妻相互忠诚原则、夫妻财产制度问题以及继承法中关于遗嘱成立、遗赠行为成立要件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涉及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相冲突以及道德评价、群众意见对司法裁判的影响等问题。法官、公民都应当树立非道德的民事权益也应得到法律原则的尊重和保护的观念。     

论道德稀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道德作为一种资源是稀缺的。这种道德稀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道德滑坡和蹂躏道德 ,其根源在于理性经济人的人性缺失和德行成本的利益权衡。为保障社会道德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 ,必须加强德育和道德制度建设。     

关于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问题的若干思考

行政道德与除法律外的其他行政制度 (狭义的或一般行政制度 )之间的关系 ,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 ,行政道德的原则和规范不仅是行政制度制定时必然要确立并遵循的一种价值观念 ,而且也是行政制度制定得善恶或好坏的评价标准 ;另一方面 ,行政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又有必要体现在一般行政制度中 ,并且使自身获得某种制度化的存在形式。在当前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转型时期 ,行政道德制度化对于新的行政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巩固十分重要 ,因而是我国行政道德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     

执法道德规则冲突及其能力评价与行为选择

执法者的职业伦理要求执法者在执行公务时既受普适性道德观念拘束,也为特殊的职业道德规则所约束。但在实务中,执法者往往会有这样的困惑:在某一处理中若涉及两种或以上职业道德规则相互冲突时,该如何选择才更符合职业伦理标准。本文综合比较了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和边沁的道德功利主义,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影响考虑,提出在符合国情、正义等要求下,综合评价和衡量当事人、群体、制度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形成更优决策,并试图从理论层面为执法工作中的"道德规则冲突"选择难题提供相应的能力评价和行为选择的框架。     

社会发展进程中利益群体分化的道德审视

社会利益群体因经济利益的分化所引发的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有合理分化和过度分化的不同情形,在道德的视阈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中有着不同的影响,有必要对此作理性的把握和道德的评判。要实现社会利益的均衡就必须从强化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执政道德理念、构建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制度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民价值体系等方面来建构有利于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实现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道德机制。     

当前我国行政道德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思考

行政道德作为人类社会道德体系中的主干部分,对其他行业道德的发展具有特定的导向与示范意义。我国十分重视行政道德建设,并积极运用制度和法制在内的多种手段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培养提高公务员的道德自觉。但是,公共行政领域的行政道德失范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对社会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行政道德建设本身存在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官员道德责任的缺失与建设路径

官员道德责任是基于官员身份角色的一种道德责任形态,它是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的道德基础。官员道德责任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现实根据。当前,加强官员道德责任建设必须从教育、制度、评价机制和文化环境等方面展开。     

道德评价之我见——以实例来论证

道德评价是道德活动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现实生活中道德评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更重要的是它密切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的树立,社会生活的和谐.一直以来,学界就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主要有两派:动机论、效果论.至今也没有定论.旨在改变过去一味的理论争论而将理论运用于实际生活当中,用实例来阐明现实生活中应怎样来进行公正、合理的道德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