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豁免立法现状及展望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规定国家豁免问题的成文立法,面对他国在我国法院被诉无法可依,并且在他国被诉时常用外交途径表明绝对豁免立场.由于诉讼结果有不确定性,因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我国国家及国民利益.基于国外国家豁免立法和司法实践、国际人权法律化和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有必要制定国家豁免法,并循序渐进地制定具体可行的条文规定,必要时采用限制豁免原则以切实维护我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述评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标志着国家豁免原则演变的一个新里程碑。公约坚持了限制豁免理论,即国家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从事商业交易时,适用与私营实体一样的司法管辖规则。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公约所包含的法律规则,特别是公约中的关键性条款如公约的适用范围、国家豁免例外、免于强制措施的国家豁免等,以及公约制定过程中所体现的国际立法趋势,将对国际法以及国际法律秩序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我国应尽快着手国家豁免方面的立法工作。     

论国家民事司法豁免

国家民事司法豁免问题是国际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各国关于国家民事司法豁免的立法、理论和实践尚存在着分歧和争议。国家民事司法豁免的主体包括国家及其国家机关、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国家代表、联邦国家的组成单位或者单一制国家的政治区分单位和其他经授权行使国家主权权力的机构或实体。当前,由于大多数国家已抛弃绝对豁免论,采纳了限制豁免论,国家民事司法豁免的范围并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处理国际民事司法豁免问题,我国应采纳限制豁免论,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积极应对涉及国家及其财产的诉讼案件。     

美国国家豁免法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例外及其新发展

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例外是国家豁免立法中的重要问题。美国国家豁免法关于管辖豁免中商业例外的文本设计,对商业行为的认定、对基于及直接影响等关键要素的界定存在重大缺陷。尽管美国通过判例对上述缺陷进行了弥补,美国律师协会仍旧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美国学者也针对最新司法实践进行了评述。深入了解上述内容对构建我国的相关制度意义重大。     

国家豁免:理论争议与国际法实践——兼论对日民间求偿的国内诉讼问题

国家平等原则在一般意义上赋予了国家在外国法院享受管辖豁免的权利,而法院地国为促进互利的国家关系的目的对其司法管辖权的放弃程度决定了外国享受管辖豁免的范围。外国在法院地国领土上的侵权行为不享受习惯国际法项下的豁免,而无论所涉行为是否属于统治权或主权行为。即使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国际法也不要求豁免占领国滥用其官方权力,违反强行法规则的侵权行为。中国法院作为侵权行为地、损害发生地,以及受害者的国籍国法院对日本“二战”期间在中国领土上针对无辜平民所犯暴行拥有完全的管辖权。     

论国家豁免原则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影响

用商事仲裁的方式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是越来越常见的做法,因为国际投资仲裁能够避开东道国法院,从而可以最大程度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即使仲裁获胜,如果东道国不主动遵守裁决的话,投资者就要在国内法院起诉,而东道国常以国家豁免为抗辩理由导致裁决无法执行。因而,国家豁免已经成为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一大障碍。     

论国家赔偿法的演变

国家赔偿法的产生、发展与国家责任豁免原则息息相关:在国家责任豁免原则盛行的时代,即使国家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国家也不会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当时就不可能制定国家赔偿法;随着民主政体建设和人权意识的觉醒,国家责任豁免原则受到限制,国家赔偿制度产生了,但是,与民事赔偿相比,国家承担有限的赔偿责任;随着民主政治与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将日趋平等,国家责任豁免原则会被彻底废止,国家赔偿责任也将和民事赔偿责任一样成为完全责任,国家赔偿法将被民法吸收,失去了单独存在的基础。     

论我国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及其构建

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豁免制度非常必要。本文在比较了境外通行的“使用豁免”和“罪行豁免”两种制度的优劣之后,建议我国未来采取罪行豁免。通过对现有的司法实践分析表明,我国事实存在类似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但缺乏明确的立法,导致实施的不规范,对此本文提出了制度构建的建议。     

刑事诉讼法论域下的证人豁免制度建构

证人豁免制度有别于立功制度、辩诉交易制度,采用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或刑事责任豁免来指称证人豁免制度存在着豁免主体不明、豁免权与拒证权混淆以及豁免方式上的以偏概全等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司法理念的变迁以及司法实践的渴求为证人豁免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立法和司法据理。在我国构建证人豁免制度,必须在符合我国法律传统、刑事诉讼价值偏向、刑事犯罪实践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证人豁免模式及豁免程序。     

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度比较

从宏观的角度看,国际法领域存在国家主权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和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三种特权与豁免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也有一些共性。对以上特权与豁免制度的性质与概念、理论依据、法律渊源、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和共性作以分析,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体系完整的法律制度,其独特的豁免方式在打击贪腐犯罪和保障人权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引入和移植该制度时,有必要通过分析比较境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相关立法和实践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研究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交易,是司法机关与污点证人为实现各自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司法利益的互换。域外的立法实践证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其存在的土壤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借鉴域外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在具体的设计中,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针对特定的对象,在严格的条件下实施;适用程序为检察机关具有发动权,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及最终的决定权;适用类型为罪行豁免,但不适用享有拒证特权的污点证人;同时,为了保证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具体实施,我国还应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机制。     

浅析亨金的主权思想——读亨金的《国际法：政治与价值》

主权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属性,也是国际法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在《国际法：政治与价值》一书中充分论述了他的主权思想,在国际关系变化的背景下,路易斯·亨金认为国际人权法的兴起、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国家豁免制度演变等因素构成了对传统主权学说的挑战。     

我国并购反垄断豁免的实体规则体系: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

企业并购具有消极与积极的双面属性。基于这种特征,在反垄断的基本价值取向下需要同时关照并购的积极因素与效应,并在反垄断的法律框架内合理设计或划定一定的弹性空间,以实现消极一端的损害最小化以及积极一端的效益最大化。简言之,通过阐述企业并购反垄断豁免考量的主要实体因素及其适用规则,在实证分析我国并购案件中的实体性抗辩情形的基础上,厘清反垄断豁免实体规则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建议,包括完善并购规制立法、制定专门性并购指南以及加强豁免审查的程序性控制等措施。     

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国家作为特殊的国际私法主体,以自己的名义或其政府机关的名义,以平等者身份参与国际商事活动,以国库财产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是,国家毕竟是主权者,享有豁免权。     

新刑诉法呼唤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表现为一种司法交易,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对追溯证明艰难的妥协,更具有实践必要性。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最大限度地消弭证人出庭作证的心理恐惧,也为获取自愿性言辞证据提供激励性保障。新刑诉法对该制度规定的缺失必然导致其新增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再次沦为制度的"花瓶"。污点证人作证制度难免伤及实体公正,应对其案件范围、豁免模式、适用程序、保障措施等作出理性设计。此外,要规范作证的方式和内容,警惕"狱侦耳目"的伪证行为。     

谈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污点证人能作证,是一种特殊证人。污点证人是犯罪活动的参与者,本身有犯罪污点;但可以转而为国家公诉机关担任控方证人,来换取其刑罚的豁免。该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人、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使用,以适应我国司法现实的需要。从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我国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势在必行。     

论国际刑法的新进展对国际法的影响

近20年来国际刑法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对国家主权、个人国际法主体资格、国家领导人豁免等国际法基本制度产生冲击,但同时也强化了国际法的法律性。     

从国际刑法的发展看豁免原则的变化

豁免原则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法规则。时至今日,豁免原则仍是国际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随着近年来国际刑法迅速发展,豁免原则日益受到挑战,限制豁免主义正在成为一般性趋向。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充分研究利用现有豁免规则,权衡利弊,灵活运用,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研究

反垄断豁免作为反垄断法中的重要制度,应充分体现社会公益、正义、效益的价值取向,从提高企业经济效率、有利于整体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改善市场竞争条件、引用破产企业原则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权衡豁免。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的程序设计应有事前申报制度、事后监督制度、惩罚制度和主管机构等内容。我国企业合并反垄断法豁免除了应与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保持一致外,还应结合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