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治理下社区法治的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

社区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最主要表现形式,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在社区规模日趋扩张的形势下,尽管依法治理已成为各方面的广泛共识,但实践中仍存制约社区法治化发展的诸多障碍,亟待从理论逻辑与现实选择为切入,理顺参与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明晰不同主体之具体职责,依托政府治理水平提升、社区自身建设加强、居民参与意识养成,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社区自治的法治化:理论基础、制约因素、实现路径

就城市社区自治而言,在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中,法治要素是社区自治的基础和前提。现代商业化社区已具备"陌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社区居民也具备"成员理性",这是社区"规则治理"的前提。同时,社区各主体间法律关系清晰,这是社区法治化的基础。当然,社区自治的法治化也存在制约因素:业主自治组织机构(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不健全、自治性制度规范严重缺失,业主委员会在运作中功能扭曲,物业管理尚未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自治功能弱化。实现社区自治的法治化,需要构建社区治理的民主决策机制;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健全对业主委员会的制约监督机制;拓宽业主参与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精英的主导作用;理顺"政社关系",破解社区行政化难题。     

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对策建议

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基础。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选择性运用法律、信访不信法、法律方法使用边界不清等问题,要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在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领导、主导和示范带头作用,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优化法律服务、加强法律监督等途径,完善法律体系,建构法律权威,强化法律执行,用法治为和谐社区建设保驾护航。     

社区发展视野下的基层社会生态系统建设

在基层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存在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不高、"社区共同体意识"难以形成、居民缺乏社区主体性意识等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基层社区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深入解读。换言之,在外部已经提供了积极的政策措施与理念倡导的情况下,社区发展的理念与策略能否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能否形成,其根源在于基层社会生态系统。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既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国家法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要从法制建设、运行机制、法治文化、社区依法自治、以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等方面着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超大城市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场域之一,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推进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而主体协同问题、规则支撑问题和行动模式问题则是制约社区治理法治化的三个重要关键。在我国语境下,需要通过党政主导、社会协同与基层自治的有机融合,国家硬法和社区软法的同步设计,以及常态治理和应急管理的动态衔接加以系统解决,从而提升社区法治化治理的整体效能。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功能、困境与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应遵循"多元共治"的思路,破解现阶段普遍面临的治理结构失衡、居民参与程度不高、公共服务落后、治理方式单一等困境。通过完善治理结构,促进居民参与,改善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方式等路径,推动农村社区治理转型,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     

城市社区法治化建设的推进路径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重点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社区是整个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的最基层单位,其法治化建设关乎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当前,城市社区法治化建设还存在立法工作相对滞后、法治化宣传教育不到位、治理主体关系不顺、法治人才队伍建设落后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法治化进程。为此,推动城市社区法治化建设,应建立健全城市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大力加强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理顺党组织、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强化专业法治队伍建设,以法治建设为城市社区保驾护航。     

激发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民主的活力——以上海城市社区为例

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基层社会如何有效赋权、降低基层民主运行成本、提高参与主体的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困境和难题,深化基层民主体制机制改革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增强居民参与基层民主的动力、提升居民参与基层民主的能力、激活居民网络参与民主的潜力是激发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民主活力的重要途径。自主性成长、制度化安排、社会化治理是考量居民参与基层民主的要素。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社区是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承载体,是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前沿阵地。社区应急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提高。推进社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社区和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为此,必须建立常设的城市社区应急组织,包括应急管理领导小组和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以及应急管理专家库;做好城市社区应急管理准备,建立健全城市社区应急预案体系;注重危机教育的阵地建设,培育良好的城市社区应急文化,加强社区居民居安思危意识,提高社区居民应急能力。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是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在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居民参与、维护社区稳定、培育社区文化方面可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价值引领,以专业能力保障功能发挥,以激发情感认同共建治理共同体等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理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正面临组织内生动力不强、服务供给回应性不够、社区情感动员力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应从加大资源支持和引导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情感认同培育等方面着力优化。     

赋权增能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以Y社区为例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其积极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Y社区通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明确居民参与主体、增强居民参与能力和规范居民参与过程等举措，有效扩大了居民参与，但同时也存在着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家”文化尚需深挖和社区信息化平台亟需完善等问题。为此，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可从制度、组织、文化和技术四方面破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保障居民参与常态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增强居民参与实效性。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太原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城乡社区治理是打通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太原市在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坚持党建引领、实施网格化治理、创新工作方法,社区治理成效显著。但仍然存在行政化倾向明显、治理机制运行不畅、居民参与度不高、智能化水平不高等问题。针对问题,课题组初步提出构建具有太原特色的社区治理现代化模式,以期对今后的社区治理实践有所指导。     

智慧党建E家,服务群众到家——以沙依巴克区八一片区管委会农科院社区为例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以"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目标,重在提升基层群众的参与度、服务群众的便捷性,让社会治理"活起来""动起来""好起来"。八一片区农科院社区是以新疆农业科学院家属院及新疆明珠花卉市场为主的单位型社区,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为抓手,努力把社区基层党组织打造成辖区各类党员的"娘家",维护稳定的"专家"、政策惠民落地的"管家"、矛盾排查化解的"行家"。     

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实现社区居民自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解决居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推进居民自治过程中,应完善有关社区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实现从行政化社会向自治社区的转变;增强居民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为社区居民创造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良好环境。     

城市社区联合体的政府介入与社会培育机制研究

基层社会组织化是重要的社区治理创新已经成为了学界共识,但因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发展目标和行动机制不同,组织间冲突和矛盾风险加大,急需社区联合体的协调与整合。作为社区联合体的组织载体,居委会需要功能转型与角色再造,即它应在政府部门的资源介入下,在专业团体的积极推动下,成为社区公益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中间载体、社区公益组织的培育者、社区协商参与和社区资源的分配者。唯此,行政与自治的紧张关系才能得以调解,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之间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法治思维和方法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治理模式,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基层社会的开放性和流行性越来越大;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社会治理法律制度不健全;涉法涉诉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社会组织自治、群众参与等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完善社会法律制度,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