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神话的探析

“文革”作为历史仅仅过去三十余年．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却很模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虽然在思想理论上和政治上否定了“文革”，但由于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不纠缠历史旧账，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因此对“文革”没有进行彻底、深入、系统地反省．尤其关于“文革”的历史细节的叙述．在我们的官方文本和历史教科书中，都显得极为鲜见，造成年轻一代根本不了解“文革”这场大内乱、大灾难的真相。不知“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怎样的破坏作用。     

国内“文化大革命”研究概述

“文化大革命”研究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已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十几年来,国内的“文革”研究虽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与它的重要地位相称的热潮,但一些理论工作者对“文革”的研究和探讨也一直没有停止。因此,总结一下十几年来国内“文革”研究的现状,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文革”史的研究,彻底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加快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许不无裨益。一、“文革”研究的三个阶段严格地说,对“文革”的学术研究始于1981年6月,即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在此以前报刊上发表的揭批“四人帮”的大量文章,除极少数几篇外,基本上都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但这些政治批判文章与后来的“文革”学术研究又有一定的联系。我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考察,“文革”研究还是应该从粉碎“四人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文革”中三次“炮轰”张春桥始末

“文革”中,张春桥虽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仍遭遇三次大规模“炮轰”,然而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轰而不倒,并且步步高升。那么,他究竟有哪些“辫子”被人民群众抓住?他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肮脏阴暗的历史和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又是怎样一次次躲过劫难、化险为夷?本文以生动流畅的文笔为你揭开个中内幕。     

简评30年来的“文革”史学

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学界开启了“文革”历史的学术研究.从1980年代起步阶段的“资政史学”,中经1990年代转型阶段的“求真史学”,再至21世纪头10年拓展阶段向“总体史学”的转向,近30年来“文革”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其史学研究的最初动力源于历史决议的推动,但进一步的拓展则有赖于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内省以及改变中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愿望.考察“文革”史学的课题,其始终不变的基本问题是“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正视研究断层现象,提升方法论意识,加强课程建设,建构真实记忆,是当下推进“文革”史学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刘少奇1949年天津之行

23年前,也就是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文革”中刘少奇1949年的“天津讲话”曾被指责为鼓吹“剥削有功”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儒法斗争史研究

1973年七八月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工作和党内外怀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发表了一系列谈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言论，否定和批判儒家，肯定和赞扬法家。他的目的。是含蓄地发出警告，不要否定“文革”，否则就是“尊孔反法”，开历史倒车，与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的这些言论，被“四人帮”集团所利用，引发了儒法斗争史的研究和“批林批孔”运动。     

江青为何会自杀

一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阵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体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后,拒不认错,更不认罪.在法庭上,她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大声呼喊:“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亲眼看到过江青这样表演的人,可能会问:“江青这样一个硬骨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是没有“地位”,还是……

常听一些同志报怨,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地位,工作难做,这种抱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事实,但却隐含着一些模糊认识: 其一,一些同志习惯于把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理解为与党的其他工作相比所处的位次。其实这种以工作关系看地位的思维角度,是得不出结论的。硬要下结论,就会在实践中发生左右偏差。历史曾多次表明这一点。“文革”和“文革”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不是说各项工作发生矛盾时就要给思想政治工作让路,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吗?结果地位高到天上,反而落得一片“假大空”。十年改命,党提出工作中心的转移,     

“文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文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编者按；３月７日上午，本刊编辑部邀请在京＂文革＂史专家座谈。金春明、谭宗级、张化、安建设、王海光、李玉琦、张志明就＂文革＂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文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诸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提出了应加强对＂文革史＂研究的建议，希...     

鉴往方能知来——金春明教授访谈录

鉴往方能知来——金春明教授访谈录１９９６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３０周年，结束２０周年。十年“文革”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十亿中国人民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可以说，“文革”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既特殊且深远。...     

认真清除“文革”的遗毒影响

在整党当中,要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突破口,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目前正在整党的单位,应当认真去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助于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助于为实现四化而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仅仅解决一些认识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能不能一分为二,“文革”中的两派是否有正确错误之分,否定“文革”会不会否定群众,等等)是不够的,还必须清除“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     

"文革"起因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这场20世纪中外罕见的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历史话题,也是学术界长期的研究热点。而对于“文革”起因的探索,不仅有利于深化国史和“文革”史研究的深入,对于当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亦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 多年的思想解放和对苏欧剧变的反思,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文革”的起因。本文拟将20多年来学术界对“文革”起因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     

周恩来与一九七二年的教育调整

“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主持了1972年至1973年中的政治调整。这次调整的实质是局部纠正“文革”之“左”,恢复“文革”前的一些合理做法。当时公开的提法是“落实政策”,即回归到以前的政策上去。后来“四人帮”攻之为“复旧”、“复辟”,也算道出了实质所在。其中,教育政策的调整占有重要地位。     

论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

“大民主”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产生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极盛于“文革”，终止于改革开放初期。历史上的“大民主”自始至终与中国政治运动相伴，其本身也加剧了政治运动的剧烈性。研究毛泽东晚年“大民主”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编写“党史专题”的若干体会

1996年,组织上调我到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当地“文化大革命”史专题。我感到责任重大。“文革”10年,我亲历那个年代,也深受其害。现在要来总结这段历史,还心有余悸。但是,我是一个党史工作者,责无旁贷。写好这段历史,不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吗?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对“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撰写“文革”史,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很突然的,人们当时不理解,事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中了全党智慧,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论断。经过7年多时间的考验,证明它仍然是我们研究“文革”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我们应当怎样面对历史——评一种流行的人口问题历史观

近年来,“错批1人,误增3亿”成了许多文献对50—60年代(指20世纪的,下同)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后果的概括,甚至某家刊物还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的最大错误并非发动“文革”,而是在人口问题上的失误。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5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借以廓清有关历史事件的实际影响。一、毛泽东人口思想辨析:实事求是地看待50年代围绕人口问题进行的争论50年代末,理论界发生了一场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当时制定和推行正确的政策。这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问题是,这场争论和批判与毛泽东到底有多大关联?它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中央已经作出的一系列控制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报”文献及其研究价值

"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个地区都出现过大量的由群众组织创办的各色小报,简称"文革小报"。"文革小报"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尤其是在研究地方"文革史"上,"文革小报"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通过"文革小报"的分析与研究,可以触摸到"文革史"中的"地方感觉",既可探究"文革史"中下层历史叙事与上层历史叙事的互动性,也可探究"文革"地方史的分层结构,从而在以地方史的基础上把握"文革"的总体史样态,使人们在认知历史的基础上,达到最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四人帮”兴衰》采访手记

“文革”,作为一场悲剧、闹剧、惨剧、丑剧,早已降下大幕。 为了写作百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衰》,这几年我访问了许许多多卸了妆的“文革”演员。我发觉,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变得冷静、客观,对着我的录音机话筒,滔滔不绝地回首往事。一位原是研究历史的“中央文革”的成员对我说:“我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写文章不实事求是。我把我的历史教训告诉你,希望你在写作中遵循历史的原则——实事求是。司马迁的可贵,就在于实事求是。我跟你谈‘文革’,也愿本着这样的原则——实事求是。”如此坦诚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这样,我们之间不再隔着鸿沟,而是有着共同的目标——撩开“文革”迷雾,写出历史真相。 我翻阅着一本又一本厚厚的采访笔记,重听一盘又一盘采访磁带,写下这篇采访手记,算是写作《“四人帮”兴衰》历程的一点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