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效应”：我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理论启示

从我国农业发展的产业要素来看，农村合作组织发展不仅存在着资源与劳动力成本低廉、组织制度模仿、政府政策支持等诸多后发优势，同时也存在着资本稀缺、市场缺位、产业结构失衡等方面的后发劣势。因此，我国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不仅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而且还应该在发挥后发优势的同时尽量避免后发劣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促进农村合作组织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后发优势变成现实的后发利益，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     

欠发达地区中小民营企业集群发展模式应用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剖析产业集群的特征，揭示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发展模式的共生性因素，提出应根据地区资源禀赋状况，通过完善集群外部环境、加强集群内部企业交换关系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集群稳定而科学地发展。     

江西制度层面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制度滞后是造成江西落后的重要原因,后发优势的利用必须以良好的制度安排为基础。后发地区的江西只有正视潜在的制度后发优势和现实的制度后发劣势,克服后发劣势,打破发展瓶颈,才能实现江西经济跨越式发展。     

中部地区发展优势与劣势的比较分析

中部地区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后发式的发展。它具有在生产要素、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技术创新方面的比较后发优势 ,同时也存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边缘化、政经制度主动变迁滞后和政府角色错位的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只要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学习和纠错能力 ,提高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博弈能力 ,在技术模仿、技术创新的同时进行行政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的配套变革 ,不断调整政府自身的定位 ,那么 ,后发劣势也将成为后发优势相生的方面。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保障。2008年至2018年,成都市温江区根据各村(社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的差异,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创新实施资源变资本、产品变商品、村民变股民、人力变人才等系列措施,有效提升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同时,发展中也出现认识不清、资源整合受限、管理机制缺位等问题,课题组经认真分析,提出了相应建议。     

西北地区乡村产业兴旺的法律供给——基于陕西省的调研

乡村实现产业兴旺,法律保障是重点。基于对陕西省各地的实证调研以及文献分析,对西北农村地区产业兴旺法律供给现状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产业兴旺的制度体系架构方面,通常以政策性文件为主,制度供给单一,法律制度供给不足,而现有法律体系又缺乏系统性;法律供给实效性方面,存在公共法律服务不平衡、法律资源匮乏、法治环境建设不足等问题。基于此,需要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合理配置资源、法治环境营造等逻辑进路为助力产业持续兴旺提供充足法律供给,以维护乡村地区繁荣稳定,推动西北部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与后发型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为后发型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外部环境与发展空间。正确认识自身的后发劣势与优势，是推动后发型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赶超经济发达地区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制度与转变观念，为各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重组创造条件，从根本上促进后发型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后发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研究——以安徽的实践探索为例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发展转型,是后发国家(地区)实现赶超、突破和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后发省份,近年来,安徽正积极实施各项创新试点试验,从合肥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与合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到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再到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示范区以及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安徽省试点等,这一创新试验轨迹体现了安徽寻求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愿景。本文以安徽创新试点试验的创新驱动发展实践探索为例,对我国中西部后发地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进行探讨。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实施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基于中部地区Y县的实地考察

对中部地区Y县的考察显示，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仍处于探索与发展阶段，还存在着配套政策不适应与不完善，家庭收入计算不准确，对特殊家庭救助水平偏低等问题。随着农村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从提高农村低保的政策认知，实现农村低保的政策整合，健全农村低保的资金筹集机制，加强基层民政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解决。     

瑞士“绿色山地经济模式”对贵州发展的启示

瑞士地处欧洲内陆，历史上是个资源贫瘠、较为落后的农牧业国家。在自然地理条件与产业发展条件上，现阶段的贵州和历史上的瑞士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从自然地理特征和第一、二、三产业发展条件来看，瑞士和贵州在发展第一、二产业上有一定劣势，在发展第三产业上略有优势，“后发赶超”一直是二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瑞士“绿色山地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是：准确选择主导产业、积极构筑中小企业的产业集群、注重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源开发、坚持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绿色赶超”是瑞士克服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经济发展劣势，发展成世界上环境最优美、生活最富裕国家的重要路径；瑞士模式对贵州“绿色赶超”有着重大而深刻的启示。     

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发展战略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为加快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的伟大战略布署和战略决策,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和系统工程。     

城市化促进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

省域城市化和县域城镇化对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都有积极影响,但影响程度和路径不同。城市化促进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一是要树立大中城市化的理念,加快大中城市的发展,促使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或城市带成为城市化的主要载体,以此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二是必须加大推进欠发达地区县域工业化进程,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共促县域经济的繁荣;三是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加快城乡协调的改革进程,形成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合理分工、良性互动的双赢格局;四是必须充分落实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全面提升县域经济现代化水平。     

拓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比较优势——基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考察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打开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观念、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通道，使农民工在原就业地的创业资源辐射到家乡，发挥了比较优势，对于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为开拓全民创业的新局面作出了示范，也必将有效地承接产业转移，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领跑新农村建设。眼下国家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次促进农民工由进城务工向创业跨越的重要机遇。社会各界应给予更多的支持、帮助和引导。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论乡村旅游发展优劣势与出路——以玉屏侗族自治县为例

乡村旅游在县域经济产业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通过对玉屏侗族自治县乡村旅游优劣势的分析,寻找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问题及困难,并探讨促进乡村旅游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西部大开发问题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对于促进各地区共同繁荣，共同进步有重要的意义。西部地区由于环境破坏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失严重，自身“造血”功能差等方面的原因造成落后现状。针对这些问题，西部实行大开发政策应采取特殊方法：作好“退耕还林”工作；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教育，创造丰富的人力资源；增强内部“造血”功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以山东省Y市C村为例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特定的内涵与特征。山东省Y市C村通过企业改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组建集体经营管理公司、创新农村土地经营管理模式等途径,形成富有特色的产权结构、经营方式、分配方式及实现途径。其中的问题是企业产权改制中可能存在“内部人控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过度依赖“一把手”、“接二连三”的农业产业链规划理想高于现实,村集体资产产权难以真正厘清。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应谨慎推行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构建村级集体资产经营人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专家论证制度。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此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通过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计财政预算来保证。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欠发达地区拟推行"公共服务项目实名制有价证卷"的政府补贴方法。从制约因素来认识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就要大力发展本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要解决三个问题: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子系统中基本公共品供给;界定各种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落实各级政府责任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