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和建构路径——由中兴受裁事件所得启示

企业刑事合规是企业防控刑事法律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可以增强企业犯罪风险防控能力,还对整个企业起着综合性的积极效应。伴随全球化进入瓶颈期,我国企业不仅需要应对国内刑事合规风险,更要面临着愈加严峻的海外犯罪的刑事合规风险。我国企业的刑事合规路径应当从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两方面进行建构,立法方面,扩大单位犯罪范围,赋予企业合规义务;司法方面,完善单位犯罪出罪量刑机能,准确进行定罪量刑;企业内部,摒弃理念化的刑事合规,完善犯罪内控机制。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双管齐下,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检察视角下中国刑事合规之构建

我国企业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合规计划的匮乏已经严重制约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生存和发展。单纯介绍和移植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构建中国式刑事合规迫在眉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构建中国式刑事合规的绝佳契机和重要突破口。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都属合作型司法模式，均因预防必要性降低而得以从宽，均是诉讼经济的产物，二者在理论基础上具有同源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作为我国刑事合规的基本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以检察机关为主导，通过建立单位犯罪量刑指导意见、涉罪企业合规承诺、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等制度，构建中国式的刑事合规，重塑检察机关预防企业犯罪的角色，推动检察职能由注重事后、消极预防向事前、积极预防转变，成为企业治理结构变革的推动者，丰富检察权内涵，进而推动检察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角色的重大变革。     

单位犯罪独立性认定的困境与出路——企业合规试点改革语境下的考察

刑事合规是我国司法机关当下治理企业犯罪的重要探索,在不同国家的司法环境下刑事合规的内涵和效果也不相同.刑事合规想要达到修正企业治理缺陷、消除企业犯罪因子的目的,就必须与我国的单位犯罪制度相联系,为企业在合规计划下的出、入罪提供正当依据.同时,刑事合规也影响着我国单位犯罪制度的重新塑造.单位意志理论在司法适用中的不统一、...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检视与反思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试点改革主要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检察机关主导的，具有预防企业犯罪和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政策面向。当前，企业刑事合规可纳入刑事政策的范畴，藉由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目的管道进而影响到刑法规范的解释与塑造。当前立法的缺失和实践的保守，导致合规刑事激励不充分，亟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发掘刑事合规激励的理论潜力、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尚在探索，刑事合规适用对象、激励机制、制度目标等顶层设计问题，既需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也需要契合刑事法治深度，从而促进实践走深做实、刑事合规制度化。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企业刑事合规之完善

我国目前处于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初始阶段,“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地为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结合当前时代背景,“少捕慎诉慎押”的内涵与企业刑事合规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基本要求也满足了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需求,两者相辅相成,发挥了人身强制措施的诉讼保障功能。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革试行时间较短,尚存在合规激励机制不完备、合规暂缓起诉制度缺乏立法支撑、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设置欠妥等问题。应在“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引领下,不断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建立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适当前移合规节点,建立企业刑事合规的长效监督机制,合理划定企业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中公民能否平等地获得专门法律服务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缺乏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保障 ,刑事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就难以实现。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出台后全面规范了法律援助制度 ,明确了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 ,并通过对刑事法律援助进行的具体规定 ,使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然而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仍存在不足之处 ,应当从六个方面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状况与走向

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与矫正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应对这一难题的重要环节之一。如何正确认识当今中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状况与走向,理性分析当今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现状,有效借鉴域外的相关制度,构建既符合一般规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当今中国刑事司法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在2011年4月20-21日共同主办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研讨会",本刊特对与会专家的发言予以整理,以笔谈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期望这些记载着当下的思考与实践的发言引起社会各方对上述问题的更多思考,推动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对策探究

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制度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律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文章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相关对策。     

疑罪之司法抉择的学理及应用研究

疑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罪行轻重疑惑不决、难以确证的情况，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常见现象。对疑罪的之司法抉择原则，在人类社会刑事司法史上，有“疑罪从有”与“疑罪从无”的对立立场。“疑罪从无”的法律思想和司法原则被现代文明国家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普遍认可，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进步的标志之一。“疑罪从无原则”，是现代刑事法律“有利被告”思想的表现，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内容之一，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拟立足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从法哲学、刑法学、经济学、社会心理、诉讼制度等多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论企业合规的性质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实现依法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治理机制。企业合规只有在法律确立了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和刑法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企业合规作为对违规企业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合规是为保护企业利益而设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它所要防控的不是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风险，而是因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而承担的合规风险。企业合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企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而变成了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     

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者的罪责初探

“诱惑侦查”或称“警察圈套”,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都未对此作出规定,实践中经常对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的罪责问题产生争议。根据国外有关诱惑侦查合法性问题的学说、法理和原则,根据罪责自负和罪刑相当的原则,探讨被诱惑侦查参加犯罪的被诱惑者罪责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设立破坏司法秩序罪的立法建议

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相关法律规范,破坏司法秩序的行为屡见不鲜,然而,受到制裁的却很少,以致某些司法人员有恃无恐,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严。程序责任的不力只能说明加强实体刑事责任非常必要。因此,设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破坏司法秩序罪以规制国家司法程序中的违法行为,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责任理论下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是当今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我国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学界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探索还并不多见。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以社会责任理论为指导,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研究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蕴涵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是我国刑法实现立法公正和司法公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它不仅是一项立法原则 ,也是一项司法原则。这一原则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含义 ,即立法层面的罪刑相当和司法层面的责刑相应。     

论国家刑事补偿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司法救助之不足

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但我国的司法救助并没有明确国家责任,难以担当起法律救济的重任。而刑事补偿制度明确了国家的责任,弥补了司法救助之不足,在与之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其更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建构的必要性。其中,刑事补偿参与主体、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程序和追偿程序的界定及设计是刑事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     

论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程序的规范路径

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措施的严厉性会使被羁押对象的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对审前羁押实施较大强度的法律管控是现代法治国家采用的通例。我国审前羁押先期刑罚的意味浓厚,法治化水平低下,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欠缺。在法治中国的视阈下,要通过转变司法理念,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按照审前羁押的目的性、法定性、必要性、救济性等原则,以严格的司法审查、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等来规范审前羁押制度,最终完成我国审前羁押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预惩协同型”腐败治理机制之建构——基于法国《萨潘二号法》的比较视角

腐败治理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种措施、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法国出台《萨潘二号法》着力“强化惩治措施、创新预防方式”，推进反腐主体权力的协同运行，再次升级腐败治理机制。此次改革，法国以完善威慑与剥夺效应、强化发现与追惩能力为核心不断发展腐败惩治机制，以反腐败合规制度为代表勇于创新预防机制，形成贯通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一体化、层次化和体系化的积极治理立法范例。在我国监察和司法体制改革重叠的历史背景下，倡导腐败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科学借鉴成功经验，应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改善“不敢腐”的惩治机制；应明确组织实体预防责任、探索监察机关合规监督程序，优化“不能腐、不想腐”的预防机制。     

论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理念误区及其修正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构建仍然受限于自然人刑事责任的理论。实际上，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来处罚单位犯罪，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以适用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来衡量单位犯罪所处刑罚的合理性，其结论必然是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与理论应然状态的完全脱节。要走出这一误区，就应修正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念，基于单位犯罪自身的特殊性来构建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