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对上级违法决定和命令不服从的行为特征浅析

公务员法确立了公务员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的不服从,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代法治国家公务员与国家是一种职务上的委托关系,上下级之间是法律意义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而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国家政治和公共管理中,公务员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基本要求,不服从是例外,只有对上级违法的决定和命令才可以不服从。公务员不服从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在行使不服从的权利时,应当有一个科学合理的程序。     

浅析公务员非自主行为责任

公务员的非自主行为在政府等级性权力机构中经常出现,本文认为,公务员对其非自主行为需承担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现行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和命令应当承担相应责任,但未明确规定公务员有不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命令的权利,本文指出这属于公务员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公务员法在这方面有待于更加完善。     

服从命令与依法行政冲突之研究

服从命令和依法行政是各国公务员必须履行的两项基本义务,但这两项义务之间潜在着尖锐的冲突,其焦点集中于公务员是否应执行违法命令的问题上。从理论层面上讲,公务员不应当执行违法的命令,因为法律的效力高于命令;但从实践层面上讲,公务员无法不执行违法的命令,因为法律并没有明确地赋予公务员享有审查命令合法性之权利。如果司法能够被授权审查政府人事行政行为,则有助于强调公务员履行依法行政之义务;否则,会导致强调公务员服从命令之义务。     

公务员的抗令权及其适用

<公务员法>授予公务员对上级违法命令的抗令权,是彰显人本主义管理理念的具体体现.但是,抗令权制度在设计上存在的诸多瑕疵,却在事实上给这一制度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只有从立法上不断完善公务员的抗令权制度,才能使之具有相应的适用性.     

对《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的分析与思考

本文从公务员如何执行上级决定和命令入手,通过执行上级的决定命令和承担法律责任相统一的规则比较分析,探讨公务员应具备高度的健康的责任意识,思考在实践中如何贯彻五十四条所确立的科学理念和规则,以期完善配套的行政管理制度与措施,使公务员法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执行军事命令不当然阻却违法的制度建构初探

建构我国执行军事命令不当然阻却违法的制度,需要对执行军事命令阻却违法的条件予以明确,需要将军人执行军事命令中的临机处断权具体化,需要赋予军人不服从明显违法军事命令的权利,需要确定明显违法命令的执行者应承担的责任,从制度上保证命令执行者有一个明确的选择标准。     

论社会公众参与对国家公务员的管理

社会公众参与对国家公务员的管理 ,是完善公务员制度、强化公务员对社会公众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的一种制度创新 ,具有弥补现行公务员管理制度封闭性缺陷的重要作用。国家公务员具有行政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 ,这使得国家公务员能对社会公众行使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 ,由此行政机关必须加强对公务员的内部管理。但这种内部管理制度存在着封闭性的缺陷 ,使社会公众难以参与其中。事实上 ,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的内部管理法律关系与行政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具有密切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客观上要求社会公众参与途径主要有 :对公务员的工作进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评判 ;实施职权性检查监督和参与对公务员违法责任的追究     

浅析法的实施机制

分析法学派将法定叉成一种"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本文认为.传统的以命令一服从关系为轴心的国家管理模式正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尊崇社会自治的公共治理模式.在此背景下,不应再单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法的实施,法的实施机制日益演变成一种由自愿服从、习惯性服从、社会强制服从和国家强制服从等多种方式共同构成的混合结构,这就意味着法的实施未,必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法的效果的优化不再以强化国家强制力为前提.     

论八二宪法中的央地关系

八二宪法第3条第4款实际上并未规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规范模式,而更多体现为一种探索性的政治理念。中国独特的人民主权运作结构使得宪制意义上的央地关系与经典的＂命令—服从＂式单一制特征相区别。在具体制度框架中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张力,其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国家理性。制度设计者对央地关系思考并不成熟,国家结构形式有待实践探索。     

对《公务员法》第54条的质疑及建议——以行政法中的权责一致原则为视角

《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了公务员下级执行上级的决定或命令时上下级之间的职责关系,成为一大突破和亮点。但由于该文立法的模糊性和原则性,导致了内容缺乏操作性,甚至与权责一致原则相违,因此,需要从行政法中的权责一致原则角度出发加以修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