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吏治思想的理路述评和当今启示

韩非的吏治思想可以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韩非吏治思想的理论路径;"以吏为师"的合理性;以"术"治吏的迫切性。第一层面,韩非将形上之"道"层层落实而至"吏治"问题,树立和展开他的吏治思想。第二、第三层面,抓住韩非吏治思想中"以吏为师"、以"术"治吏两个关键方面,展现了官吏的客观地位、吏治的现实需要。     

治国就是治吏

<正>1950年至1951年刘青山和张子善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盗窃地方粮款289151万元(注旧币1万元合新币1元)、防汛水利专款30亿元(还10亿元)、救灾粮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000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30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     

古代重典治吏对当今制度反腐的启示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将会给予官吏以重权、要权,同时为了防止官吏权力的过度膨胀,危害自身统治,又制定了样式众多、惩处严厉的法典对官吏进行约束,这就是所谓的重典治吏。研究我国古代重典治吏的经验,深入探讨其定位、价值归属与特征,对于当下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治国就是治吏

毛泽东曾在一次讲话中就张子善、刘青山因贪污腐败被枪毙事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传统治吏经验在现代廉政法治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北大核心SSCI

传统中国在官吏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并积淀了丰富多元的治吏经验。长期的政治实践使得统治者充分地认识到建构完善监察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传统中国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约束制衡机制,不断获得了统治者的青睐并日趋完善。这些经验既有合理性又有局限性。如果祛除价值,仅从技术层面分析,这些治吏实践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反腐实践是失败的,其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发挥作用,在于反腐仅仅停留在官僚阶层内部,不能向社会公开,不能让民众有效参与。中国古代腐败频发且难以根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无法正确划分公私界限,在恩报的影响下,当在私人领域发生馈赠而需以公共资源加以回报时,制度便会异化,腐败便随之发生。面对古代廉政经验,我们要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持一种谨慎的立场,既不能全盘接收,也不能全部否定,而是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进行抽象继承,具体批判,局部继承,总体批判,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吸收一切文明中的有益成分,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干部管理、监督的科学化。摒弃古代廉政经验中人治的内涵,克服局限性,与此同时赋予其新的价值,使之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进而为当下中国的廉政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资源。     

从严治吏背景下的官员六种心态

人民论坛杂志通过向东中西部10多个省市的党政干部随机发放书面问卷,有效调查了3450位党政干部,结果显示,压力大了、信心足了、牢骚多了、更纠结了等六大心态较为普遍,值得关注。     

“明主治吏不治民”

韩非子有句名言,叫作“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就是说,英明的君主只管治理官吏,而不去直接治理百姓。把官员管好了,百姓自然就好了。这句话被中国历代君王奉为千古不变的治国之道。所以,中国的皇帝一直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     

李源潮的“治吏”风格

处在特定位置上的政治明星们的行为方式和表现姿态，总是获得包括普通公务员在内的大众的种种猜测——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从来就被南京乃至江苏的人们关注、评论，尤其在2004年6月底种种流言侵袭南京的时刻。     

浅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是我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借鉴吸收韩非“法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就《韩非子》中所述实行“法治”的原因、立法的指导原则、执法的指导原则这几个方面,浅要地分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论韩非的法制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建构起以法为主，术、势相随的新的法家思想体系；在“性恶论”的前提下，提出人人都“自为”的观点；提倡以“参验”论作为检验真理的主要方法。     

荀子礼治思想与韩非法治思想之比较

在先秦诸子之中荀子与韩非虽然被划归为不同的流派,但他们之间却有着割不断的师承关系,故而二人存在很大的可比性.通过掘取他们各自的核心思想,即荀子的礼治与韩非的法治,可以对二人做一下总括性的比较.一方面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另一方面他们共同重视“法”,展现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从两则消息看“治吏”新举

对用人不当进行问责,不仅仅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发明,实际上但凡有作为的古代王朝也注意在治吏上创新思维     

论韩非的诚信观及其现代转换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美德曾被儒家学派大力倡导,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的五个德目。以至于人们谈及诚信,自然就先想到儒家学派。事实上,诚信美德并不是儒家的专利,法家学派也大谈诚信,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诚信伦理观就是其重要代表。韩非的诚信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取信于民和信人。韩非诚信观的成因是极其复杂的,他站在君主本位的立场上,主张对诚信道德要灵活运用即实行权变。剔除其诚信观中的消极成分,其精华部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严治吏力戒『混』『浑』『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就要从干部管理角度出发,打牢干部“不敢混”的惩戒警示、“不能浑”的监督制约和“不想昏”的思想教育体系.     

韩非执法思想对当代警察执法的启示

随着公安司法改革的深化和推进,公安警察执法的理念和制度需要变革和更新。对韩非执法思想的探讨和借鉴研究,有利于我国当代公安警察执法的完善,从而切实和充分地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韩非的唯法律独尊、执法公平性、执法严厉性等执法思想,是他的"一本于法"基本原则的体现,有利于克服和减少当前我国警察执法的相关问题和负效应。借鉴和吸收韩非执法思想的有益经验和合理内核,通过完善公安相关法律法规,健全警察执法环境,树立现代警察执法理念,构建完备的警察执法程序,有利于规范我国当代的警察执法。     

习近平从严治吏思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把从严治吏置于全面从严治党首要和关键的地位,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深刻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新要求。从严治吏是从严治党的逻辑延伸,理所当然地具体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把"全面"的要求贯穿于从严治吏中,把"从严"的尺度贯穿于从严治吏中,把"治理"的理念贯穿于从严治吏中。     

由“圣”而“庸”：韩非思想中的君主与秩序

法家所关注的是一套客观化运作的官僚制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必须依赖于君主极高的个人品质,秩序的运作又追求最大程度的排除君主个人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导致法家在君主和制度之间徘徊.这在韩非由“圣”而“庸”的政治秩序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是其乃至整个先秦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和深层结构.     

韩非的重刑论——从法律文化学的视角分析

重刑论是韩非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论是韩非的人性论、社会论和历史论等思想的综合体现,也是他贯彻“垂法而治”的根本手段之一。在强调“亲亲”“尊尊”、讲求“仁义道德”、提倡“德主刑辅”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主流里,这个思想无疑是一朵奇葩。本文将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分析韩非的重刑论产生的渊源、内容、影响和价值。     

简论隋文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措施

文章认为,隋文帝在其执政的短短20多年间,就能一统南北,把隋朝建设成一个颇为强盛的封建王朝,除了与隋文帝所进行的内政改革致为密切外,与其所推行的“无隔华夷”、“文轨攸同”的治边思想、“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治边方略和“严防边塞”、“清边制胜”的治边措施亦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