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财权再分配

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再次划分已经迫在眉睫,应该通过对话和沟通、宽容和忍让的机制和程序,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因势利导地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法治化建设。     

土地制度改革提速

许多地区的地方财政"退化"成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退化为"房地产商的附庸"。这一局面的形成要从分税制说起,因为分税制是土地财政的根源。而最新的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朝着"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方向演进,反而在"强干弱枝"的路途上越走越远,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三定”直指部委利益

客观而言,今天的中国除中央与地方、大型国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已形成了很多庞大的利益团体,这次的中央机构改革,必将对众多利益集团产生震动。如果不能以这次行政体制改变为切入点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恐无法单军突进。     

央地关系开始破局？

中央决心要动一动以往十余年没有动过的地方政府的奶酪，显然是具备了在事权和财权方面的真正自信。从这个角度来看，反腐败可被视为央地关系的真正破局之举措，为此后可能发生的体制改革创造了前提条件。     

物业税再启航?

只有通过征收物业税来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利益需求。     

经济体制变迁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1978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次经济体制变迁均带来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无论是前一阶段以行政放权为主要特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还是后一时期处于不断磨合状态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变迁环境中的必然表现。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历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为以后我国权衡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政治智慧。     

大部制改革下一步

就中国特殊的国情而言,大部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央与地方机构改革的联动机制是否能够确立,取决于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同构"、"上下一般粗"的局面是否能在实质上突破。     

以法律权威保障中央权威

造成中央政令执行不力和地方利益尾大不掉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并由此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地方和中央不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地方特殊利益的成长

原本中央可以任意调配全国资源的局面逐渐被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支配的局面所取代。这使公共政策能够极大地适应不同地方的发展特点,激发了空前的经济能量。     

大部制改革背景下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对接的构建

大部制改革启动了新一轮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而食品全监管部门的改革是大部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此次改革对于食品产前、产中、产后的市场调节、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的职责重新分工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剖析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分析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能变迁以及影响中央与地方对接的因素,提出了大部制背景下地方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对接策略。     

各级政府重分财权

行之已有10年的分税制大大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这在去年的SARS危机和今年的宏观调控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中央主导型”的改革取向,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治理困局。尽管中央已经采取诸如逐步取消农业税等措施改善民生,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改“市管县”为“省管县”等制度性变革的呼声仍不绝于耳。由于呼声仍然存在争议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体制,因而在2005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各种社会问题的压力会促使各地出台一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措施。首先要通过法律形式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其次,在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于中央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第三,合理划分地方政府的级次。如果说,上次税改主要是在税权上做文章,这次税改的核心则是较为全面的税制创新。     

转移支付何以解救县乡财政

改革,中央买单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老话题了。有一段顺口溜在基层政府颇为流行:“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这段话在说明各级政府财政状况的同时,也含蓄地指出了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减少了,而是因为中央“拿走”的太多了。这主要是指自1994年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按照固定的比例(75%)上收了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增值税(国税),留给地方的是一些规模较小、征收成本较高的小税种(地税),前者被叫做“西瓜税”,后者被叫做“芝麻税”。十多年…     

地方融资平台“刮骨排毒”?

地方融资平台有可能成为国家的一个大包袱,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刻不容缓,否则这些信贷一旦坏账爆发,将不仅使"地方借钱,中央埋单"的局面重演,更可能让中国整个银行业体系遭受重创,进而毁掉中国的经济增长。     

欧洲地方联络代表机构的发展及其运作方式

派驻地方性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是地方政府管理过程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管理模式.各种形式的常设联络代表机构推动了地方政府与国家乃至超国家实体的联络沟通、决策公关、社会交际和信息资源交换等,在更高层级的政治体系当中致力于实现地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这就为地方政治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中央-地方"关系作出了新的推演.     

读者

税改:要找个合理的支点(2007年12月下《分税制走到十字路口》)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地球。税收,就是经济社会的杠杆,也是社会再分配的杠杆。不同的支点,决定了不同的结果。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也由此引发了"分灶吃饭"后中国地方财政尤其是县以下财政的窘迫状况。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分税制十多年,中央财政持续大幅度增长,地方财政赤字日趋增大;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财政重要来源,社会贫富     

浅析公报:依法赋予设区市地方立法权

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立法法自颁布实施后首次得到修改,最大的突破口便是地方立法权的扩大,这意味着中央在逐步放权,地方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性,这符合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自治理念,也有其合理历史原因和宪法依据,但在实证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地方立法体制的不完善,立法质量低下等问题,因此地方立法权继续扩张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新一轮分税制改革到来?

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如火如荼,进入2013年,一场关于"分税制改革会否迅速提上日程"的讨论和猜想在财税专家和各大媒体之间蔓延开来,而国税与地税合并的传闻在新的"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也开始流传。随着"营改增"试点的如火如荼,进入2013年,一场关于"分税制改革会否迅速提上日程"的讨论和猜想在财税专家和各大媒体之间蔓延开来,而国税与地税合并的传闻在新的"大部制"改革背景下也开始流传。1994年,分税制改革施行,中国财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在此后的20年中,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与这一改变     

简析台湾权力结构与地方派系关系之演变

台湾权力结构是由“中央”、省市、县市、乡镇市、村里五个层级组成的统治体系。台湾地方实行不完全的地方自治,即集权“中央”统治下的部分自治与准自治。基本上,县市以下权力结构(村里除外)是民主政治的完全自治体系;台湾省与“院辖市”有不程度的部分自治,即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台湾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台湾乡（镇、市）（以下简称乡镇市）制度的设置始于1945年,期间历经地方自治团体地位的确定（1950年）、解除戒严（1987年）、精省（1997年）、《地方制度法》的实施（1999年）等重大制度与政治变革,法制化程度不断加深,是台湾地方制度的基础。然而,乡镇市制度的实际运作并没有因为地方自治法制化程度之深入而趋向规范。相反,出现了诸如地方派系、黑金、贿选以及缺钱、缺人、缺权等问题,地方自治成效欠佳。同时,随着台湾财政吃紧,地方县市尤其是处于最基层的乡镇市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由此,引发各界对乡镇市自治法人地位存废的热议。2009年7月,台湾政府通过“五都”改制计划。改制后台北县单独升级为直辖市,台中县（市）、高雄县（市）和台南县（市）分别通过合并升级为直辖市,加上原有的台北市,合称“五都”。     

房地产问题出路在改革

10年来的房地产调控之所以大多变成"中央空调",一些重要的体制和机制性因素造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不相容,是根本性的原因。首先是财税体制。从作用于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角度看,现行财税体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二是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