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社会的对立冲突与大国责任

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世界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领域对立冲突加剧,特别是大国在国际上的利益纷争,使许多全球问题的国际解决陷入僵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面临新的挑战。大国具有特殊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对消除国际社会的对立冲突、维护世界和平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和义务。中国是一个在国际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战后60年世界和平发展的哲学思考

文章分析了,战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性调整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新的焦点问题等重大国际问题。作者提出,二次世界大战后60年和平发展是国际社会对社会基本矛盾进行国际性调整的结果;当前,随着现代科技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一轮国际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必将会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和范围展开。要保持世界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国际社会必须针对新的焦点问题,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性调整,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客观需要。     

论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学术界对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莫衷一是。实际上,美国称霸与世界反霸的矛盾、西西矛盾、南北矛盾、东西矛盾等都不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同影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在增多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处于国际社会中各种基本矛盾的交汇点的特点日益明显。中国必须选择全面发展的战略,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并全面推行体现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战略,以化解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阻力。     

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和平思想

和平思想是贯穿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线索。在对国际形势作出客观分析后,邓小平指出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有的和平的外交战略.最终都指向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国在21世纪更加稳定和持久的发展奠定基础。     

浅谈国际政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日趋多元化.全球性问题愈发突出,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开始."全球化"是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一种"解读"的努力.在国际政治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主要课题是和平与发展.     

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本文试图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就中国融入国际体制这样一个热点问题,从国际法律秩序的角度谈一点个人见解。从法律的角度考察,国际体制可以归结为国际法律秩序。当代的国际法律秩序,主要包括共存法与合作法两大部分。一个国家,不论它是主动还是被动、情愿还是不情愿,都生活在这个国际法律秩序中。中国的明智选择是,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主流社会,借助国际法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中体现本国的意愿和利益;在承认和尊重现状的前提下致力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国际法律秩序。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是实践了这样一种战略选择,这也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坚实基础。     

战争、和平与全球治理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战争的爆发与和平的实现既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国内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裁军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今国际社会在裁军方面的进展十分缓慢。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有增无减以及恐怖主义的蔓延继续威胁着国际社会,原先的国际治理逻辑已不再适用。为消除战争、增进和平,重塑全球治理机制的呼声愈加高涨。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对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加以管理。世界各国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以议题关联为核心的治理手段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为提升和改进全球治理的效果,国际社会必须引入具有动机的激励机制,建立起可信和可核查的制度,对违反协议的国家实施惩罚和制裁,这不仅是国际协议和国际行动成功的关键,也是确保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不二选择。     

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国际人道法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与国际人道法之间的关系极为特殊,因而长期以来在国际人道法是否适用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这一问题上,国际组织、各国学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1999年联合国发布了《秘书长公告》后使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所涉及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得以部分解决。然而,受制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特殊性质,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法与在国际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国际人道法仍有很大不同     

浅议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崛起的方式,必然是和平的,对内以建立和平、民主、文明的中国为发展目标,对外以合法的方式获取资源和发展动力,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将以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方式,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向国际社会兑现和平崛起的承诺。     

当代世界的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斗争

恐怖主义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恶性问题。它破坏正常的国际社会秩序,威胁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安全、稳定。在特定条件下,恐怖主义活动带来的危害不亚于军事冲突或局部战争。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国际反恐怖斗争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历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但同时认为,要彻底消除恐怖主义,还必须着手缓解各种社会矛盾,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和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浅论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途径和方式

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发展中,宗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宗教可以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实现其政治目的;宗教与民族问题纠结,成为国际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宗教问题常被西方利用,干涉他国内政;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相结合,威胁人类的和平;同源宗教文化是构筑国际联盟加强国际合作的文化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价值的国际层面分析

中国模式是一条强调与本国国情结合的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拉美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在谋求自己发展的同时,主动承担起大国的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同国际社会一起维护和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增加了稳定性因素。     

正确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

一、当今的国际环境。 江泽民总书记在2000年9月6日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当今的国际环境作了很好的概括:“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已经结束,国际局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迅速发展,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面对着难得的发展机遇。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具体看,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背景下,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的社会信息化、知识经济化,是当今我们所面临国际环境的主要方面。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制度分析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后发国家,中国开始逐步融入长期以来处于西方理念支配下的国际社会。在这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如何顺利地融入国际社会并实“现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界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选择国际制度作为分析     

浅析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生事物 ,它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没有规定 ,而是在后来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联合国在解决严重的国际争端或冲突的过程中 ,曾多次采取维和行动。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成和发展看 ,分为冷战前和冷战后两个时期。冷战前的维和目标不是“建立”和平 ,而是维持和平。冷战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在职能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和用强制性的手段“促进”和平的方向转化 ,表现出了新一代维和行动的主要特征 ,使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困境。只要国际社会认真对待维和行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吸取教训 ,找出症结 ,维和行动在今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和平崛起”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从"两大问题"到"两大主题"--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准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84年起到1992年南巡谈话,邓小平共6次比较集中地论述到和平与发展问题,但是,他在用语方面始终把和平与发展说成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而不是“主题”。把和平与发展说成是时代主题,这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江泽民同志1989年担任总书记以来,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都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在以后国际、国内的多次讲话中,他都沿用了“两大主题”的说法,从“两大问题”到“两大主题”。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包含的思想内涵是不完全相同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继续沿用十三大的“主题”的提法,而不是采用邓小平同志的“问题”的提法,是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准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从天下主义到和谐世界:中国外交哲学选择及其实践意义

天下主义立论重点不完全切合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在文化本原上,天下主义始于《易》,成于老庄,行于春秋,汉儒的天下主义只是在制度和形式上一统了天下。近代中国天下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相遇是败在社会文明形态落后上,而不是中华文化特质上。现代中华思想已由多种元素构成。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正快速走向现代化、多元化、复合化。诸如现代性和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给现代国际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一定会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中国在基本完成塑造现代政治民族的任务后,反过头来重新认识和肯定自己固有的文化,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复归,将缩小中国与国际社会在政治上的差异,促进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加强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     

反恐、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

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探讨“反恐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恐怖主义严重侵犯人权,但反恐与保护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恐措施不当也会侵害人权,并对国际反恐斗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注意二者的兼容性,而不应顾此失彼。在国际层面上,国际联合反恐必须纳入国际法和国际反恐公约的框架内,应以促进和平与发展、保障基本人权为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实现反恐与人权保护的协调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内涵

“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构建和谐世界是针对当前不和谐的世界提出的真诚而正当的呼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外部国际环境的延伸,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合”思想基础上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是中国和平国际主义的再一次宣示,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是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重塑国际新秩序的世界责任。构建和谐世界的倡导和理念必将在求和平、谋发展的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回应,必将在树立中国国际新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建立世界新秩序方面起到观念建构与行为影响的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