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与晚清西法东渐

京师同文馆在晚清中外文化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满足教学需求和业务需要,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科学文化图书,尤其是法学类书籍。京师同文馆是一所为政府培养外交翻译人员的新式学校,它使中方人员在京师同文馆译介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显著提升。京师同文馆译介的图书与以往出版的社科类图书不同,有着新的特点,在晚清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近代中外法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西方逻辑学的传入与发展

西方逻辑学的传入大概开始于明清,其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和教徒进行的翻译工作;二是国人译介欧美著作,其中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李之藻的《名理探》、严复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与王国维的《辨学》贡献最为突出;三是国人译介日文著作及编写逻辑著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列强传播科学文化是为了侵占中国的领土和中国人的思想;国人传播逻辑学是为了发展科学、富国强民;西方逻辑学的传播速度慢主要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西方逻辑学本身和翻译上的原因造成的;无论如何,西方逻辑学的传入对中国逻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晚清西方古典史学的译介与反响

晚清中外文化交汇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出版的历史期刊中出现了大量关于古典史学的内容。荷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一批史学家及其著作被介绍过来,对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教士将古典史学译介过来,是为了证明西方也有可以和中国相媲美的历史和文化,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探讨古典史学译介的原因和内容,是认识中外史学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心雕龙》中西方文论术语问题原因分析及对策

在各民族文论逐步走向交往与对话的今天,文论的相互译介是必不可少的活动,而术语的翻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颇具特色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中的部分术语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石,中外学者对其广泛关注并积极进行研究和译介。但从笔者研究的几个译本来看,由于文化语境不同,其中的术语翻译仍难以避免地存在歧义与误解,有进一步探讨研究的必要。本文从中西方文论比较的角度就《文心雕龙》术语英译问题做出梳理和分析,以期推动中国古代文论术语与西方进行实质性对话。     

作品重写及其选择的文化成因

本文以权力话语、文化哲学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有关理论为依托,从宏观角度分析跨文化交流中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译介及其所受的文化影响;初步认为文化环境包括道德伦理、意识形态、源语和目标语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格局、文学的引入在目标语文学及其文化中的地位及译者的文化态度和目的等都制约着译介过程,翻译是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权力话语制约下选择和重写的过程;当前顺应文化发展的需要,异化策略理应得到彰显。     

破茧之美：重绘西方传教士的文学面孔

20世纪2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文艺政治化的发展主潮,＂激进＂的政治功利倾向与无限的民族认同,无情地湮没了中国作家想象西方传教士的审美自由,这导致该时期作家对西方传教士的刻板化与非人化图解,以及文本反殖民主义话语的＂过剩＂生产。新时期以来的西方传教士书写则在一个自由多元的开放语境中,逐渐清除了独断论、工具论的文化逻辑,使西方传教士书写呈现出一种摧枯拉朽、别立新宗的破茧之美。尽管如此,新时期以来的西方传教士重绘仍留下了诸多有待超越的创作盲点。     

反洋教斗争:文化冲突乎?排斥进步文化乎?

所谓“‘义和团反洋教活动起因是中西文化冲突’,是‘排斥进步的西方文化’”的观点,既无史实依据又无理论根据.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并不是当时西方国家的进步文化;少数传教士以“传教”为幌子,推行的是本国政府的对华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士强迫中国民众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实质上是中国民众对西方殖民文化的反抗;传教士在华开办学堂、创办报纸等活动确实传播了某些西方进步文化,但这并非传教士的主体活动,且“教案”冲突也并非因此引起.     

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去西方中心主义——以中国文化经典《水浒传》赛珍珠英译本为案例的分析

近代以来，中西方跨文化译介传播中一直是以西方文化为强势主体。西方中心主义不仅是西方译介传播主体一直持有的意识、理念和理论自觉，而且在中国对外译介传播主体一方，也自觉不自觉地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赛珍珠是第一位翻译全本《水浒传》的西方译者，她长期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情感，在英译《水浒传》时以反西方精神帝国主义为宗旨。但即使如此，她也在不自觉中以美国东方主义的潜在意识，在其译本中嵌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内涵元素。新时代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亟须在中国文化外译传播中增强去西方中心主义的主体自觉。这其中，不仅要“去”西方中心主义直接、显在的呈现与影响，而且要“去”其间接、潜在的呈现与影响。     

儒家典籍海外传播的文化自觉和受众意识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元素,而对富含哲学伦理的儒家典籍的译介可以有效确立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提升国家形象。在梳理儒家典籍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发现,传统译介存在被扭曲割裂的现象。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关照下,应该根据不同的受众来翻译儒家典籍,进一步满足西方受众阅读中国典籍的需要,最终实现中西文化的交流。     

明清西医东渐翻译历史脉络及影响研究

明清时期的传教士们为了引进西方文化,以行医和传播西医知识为媒介,造成西医在中国的不可遏制、蓬勃发展的势头,为此西医翻译界人才辈出。这些西医的翻译者为了让西医为国人所接受,很自然地就从中医学中去选择相关的术语对等西医术语,如此,对症状的描述很容易就能找到相关的词汇。正是由于西医的这种借用,使得西医逐渐被国人接受,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同时也导致了后来国人对中医的认识偏差和误解,而这些影响是由于当时西医引进中国时翻译不当,或者是传教士或译者对中医的理解不深造成的。     

林则徐魏源是最早介绍西方藏书和图书馆的中国人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藏书和图书馆事业。但作为中国人,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则是林则徐和魏源。 林则徐早在翻译《华事夷言》时,就注意到了西方的藏书,特别是西方所收藏的中国图书。后来林则徐在其翻译的《四洲志》里,对西方藏书及图书馆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他之前,传教士对西方图书馆的介绍仅限于欧洲国家,而《四洲志》的介绍则包括了美国。     

异化翻译观下的贵州民族民俗文化译介与传播

民族文化译介与传播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翻译,其关注度目前尚有不够。异化翻译观能有效地保存源语言的文化元素,从异化翻译观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民族民俗文化译介的策略与传播意义,以弘扬民族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诠释学视域下GOD汉译名之争

GOD与上帝、神三词因其语言生成语境殊异而具有自身文化特性。GOD译名之争历时甚久,不仅涉及语言符码的转换,更反映出基督教文化在华传播的诠释之途以及汉译名的操纵过程。明末清初的GOD译名之争只是GOD能否用中文概念翻译的意译与音译之争。而19世纪则是如何译的译名选择之争(上帝或神)。由于传教士囿于诠释传统的制约与个体选择,导致在GOD的语义认知和诠释、译入语选词的诠释以及对读者认识能力的诠释等多方面产生冲突,其实质是翻译背后不同教派之间的宗教伦理之争与政治角力。     

出走与归来——从易卜生与王尔德戏剧中出走女性的译介看"五四"女权话语的多样性

"五四"时期对易卜生与王尔德戏剧的译介进入了高潮,针对其中离家出走和试图出走的女性的探讨,成为"五四"女权话语的重要内涵。出走的娜拉被奉为女性解放的最高象征,但并不能解决女性出走后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作品中那些"归来"并实现觉醒的女性亦得到读者相当的认可,并被作为解决女性盲目出走、身陷困境的一种选择,显示出"五四"语境在出走风潮之下,对女性解放的多元思考和接受。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力量,推动了中国女权话语的发展。     

西学如何影响晚清士人的阅读结构

晚清时期,随着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官员等纷纷涌入中国,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在经历过清中期的一段蛰伏期之后,开始重新传播。翻译出版的大量西书,不断充实着读书人的"知识仓库",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士人的"读书秩序",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随着西书的增多和受众的普及,一大批新名词和新概念开始在社会各阶层流行,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月亮意象

西方文化语境下“月亮”意象的形成及其内涵的延异,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在长期的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同时融入了多民族的文化思维模式,最终形成了神话原型的月亮意象、人类伴侣的精神依托意象和热恋中的护情使者意象等固定的意象内涵。对于西方文化语境下“月亮”意象的探究,可以揭示出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文化根基。西方文化语境下“月亮”意象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是西方文化史的一个缩影。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译介

本文以理论旅行为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早期的翻译现象。源自西方工业社会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经历一番旅行后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其理论和相关的重要概念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经过误读、整合之后,进行了文化的重构,它的“中国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选择。     

“荒唐”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文化误读与接受困境--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例

20世纪上半叶,以儿童文学经典《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为代表的西方“荒唐文学”被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历史文化语境和文学观念的差异导致了“荒唐”儿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困境,具体表现在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误读与改写.只有充分理解西方“荒唐”儿童文学产生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才能避免误读和曲解,才能真正发现儿童文学的美学品格和精神诉求.这种尝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接受和借鉴外国儿童文学,使之本土化的同时又不失儿童文学本原的审美价值,从而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     

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与中国社会变迁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翻译出版西书、传教士传播、留学归国人员传播为主要形式,是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在思想文化、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天主教在桂林的传播及其原因探析

天主教在桂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可以分为明末、晚清、民国和解放后四个时期,天主教传入桂林地区的历史原因,在于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而导致的文化侵略,在于传教士灵活的传教手段和多样的传教方式,还在于桂林地区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