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再思考——从科玄论战谈起

五四期间思想争鸣,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此时,出现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辩论,各方思想观点激烈碰撞,促进了人们认识的升华。本文旨在通过述评这场论战,倡导运用唯物史观融合西方科学思想与东方人文文化。     

论贺麟的宗教观

贺麟的宗教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反宗教运动对宗教的态度,也不像其他新儒家人物那样主张以道德或哲学去取代宗教.他的宗教观所关注的不是对人格神的信仰,而是宗教精神特别是基督教精神的文化价值,目的在于会通中西文化,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之体,研究和借鉴西方文化必须以理性的态度转化和吸收基督教精神的精华,认识其与西方的科学、民主、工业化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以便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提供资源和借鉴.     

对小说《沉默》中的“沉默”议题的思考

日本"第三代新人"作家远藤周作籍由其宗教作家的独特视角,不断反思与探索基督教义的真谛,表达自己对信仰的诠释与实践。在其代表作小说《沉默》中,远藤深刻探究西方宗教在日本风土下的受容,着力表现出对弱者的关心和救赎,独创性地提出了"母性宗教"的天主教观。而且,作品运用巧妙的手法探讨了"神的沉默"、"背教者的沉默"等议题,表达了作者通达宗教信仰的内心真实。     

浅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理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探讨,科学把握宗教规律,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本质,对我国新时期的宗教问题研究依然意义重大,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科学理解,认真浅析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希望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性质下的宗教问题为新形势下的宗教建设提供一定的启示。     

试析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在当代的新变化

近代以来 ,宗教和科学的冲突和斗争不仅没有以宗教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相反 ,却出现了宗教与科学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趋势。人类进入 2 0世纪以来 ,宗教和科学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简单地说 ,2 0世纪是宗教和科学从对立走向合作的时期。这是由于宗教领域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科学观念的改变所造成的。二者合作的基础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 ,特别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1 　　宗教领域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普遍的世俗化。宗教的世俗化由来已久 ,从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开始 ,西方基督教就走上了世俗化的路程 ,但真正全面的世俗化运…     

蒂利希与兰德尔象征理论比较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宗教语言呢?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对当代读者而言,想要阅读一部古老的宗教经典,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会发现字里行间充满了需要解释或值得研究的语言问题。蒂利希所主张的"象征理论"把宗教语言问题纳入了一个更宽泛的论域——"文化神学",以求放眼于"宗教与文化的基本关系",使"宗教语言和文化本体"重新得以沟通。兰德尔深受蒂利希思想的影响,提出"宗教象征功能论"。将全方位比较蒂利希与兰德尔的宗教象征理论,力图得出宗教语言象征论与宗教象征功能论的同与异,使读者对"象征"(或"宗教象征")概念有更直观和清晰的认识。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关系的多维透视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世情、国情、党情、族情和教情出发,对复杂而敏感的宗教问题进行了多维透视,创造性的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断,为正确看待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这一论断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宗教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     

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

近年,"中国模式"出现了西方热的现象。叙述了"中国模式"西方热的背景,梳理了近年西方学者视野下有关"中国模式"的不同学说。同时,也对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从角度、立场与方法论的维度进行了评介。最后,说明了西方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模式"观对于中国发展的作用。     

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宗教性的探讨

毕达哥拉斯学派曾为古希腊的显学,赫一时。该学派曾对包括柏拉图在内的诸多哲学家和整个西方哲学界产生影响。故其学说内容一直被历代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探讨研究。立足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思想,对其有宗教倾向的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探讨,我们可以更好更深入地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并对学界有关"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否为宗教"的争论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答案。     

蒂利希的文化神学探析

保罗·蒂利希是西方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他毕生的精力在于对神学系统的钻研,但蒂利希研究的一个很大的兴趣点始终围绕"宗教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他通过调和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以揭示文化诸多表现形式中所蕴含的宗教因素。     

论新世纪东西方领导思考的融合与创新

进入新世纪,西方领导思想正经历着向东方领导思想的历史回归,东西方领导思想的融合与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西方领导科学的发展需要吸收东方领导的人本思想,而东方领导科学的发展则更应该学习西方领导的科学思想。未来中国领导科学的发展取向,应以东方领导文化为核心,吸收西方领导文化的科学成果,促进东西方领导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理论体系。     

两极相通--略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既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补充和相互交融的一面.对科学和宗教关系的再探讨是科学认识宗教的重要基础.     

当代西方政府价值的转换与融合

18世纪末至今,伴随西方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当代西方政府发生较为明显的价值转换与融合趋势,路径由"自由"向"平等"价值转换,再向"公正"价值融合,转换与融合的出发点并非否定和消弭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西方政府试图通过渐进式改良,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固有矛盾,借以影响西方政府的现实实践活动,促进资本主义制度改良和政府发展。以价值哲学和政治哲学作为理论背景,理性分析当代西方政府价值转换与融合的内在实质,即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救赎和西方政府实践活动的价值指向。     

课程前后大学生宗教观对比研究——基于浙江某高校《圣经与西方宗教传统》课程的实证分析

探讨高校大学生信仰问题一直以来是教育界所极力关注的,但许多文章就大学生信仰问题做了诸多讨论,却忽视了作为祖国未来主力军的大学生们必须掌握一定的宗教知识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就《圣经与西方宗教传统》通识课中对学生们的调查研究,探讨究竟学生们的宗教疑惑与解决对策。     

哲学视域中宗教与科学之共存何以可能

传统观念中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和冲突是形容二者关系的出发点。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认识视野的开阔，学术界对二者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阐述，二者是敌人还是朋友？现代社会崇尚科学，宗教的地位却没有因为科学地位的上升而减弱。本文从现阶段二者共存的可能性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     

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新公共管理和两轮"整体政府"改革,有效解决了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问题。西方政府的改革经验突出表现为: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引入机构间的功能整合与合作理念。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启示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和官僚制各自优势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20世纪初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体系的创建与覆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俄罗斯伦理思想自成一派,在发展上直取宗教唯心主义的简单脉络.伦理思想与西方的非亲缘性、宗教伦理的本体性、伦理学研究的抽象性以及道德判断的非现实性等特点证明了俄罗斯伦理思想深厚的唯心主义根基和传统.伯恩斯坦及"伦理社会主义"的推行、"伦理神秘主义"特质和美学浪漫主义等因素是俄罗斯伦理唯心主义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而"哲学船事件"与俄罗斯伦理思想的分化、社会思潮的世俗化转向、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和社会达尔文思潮的影响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伦理唯心主义体系迅速走向衰微乃至覆灭.伴随着伦理唯心主义由盛至衰的另一线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模式在俄罗斯的生成.     

走向“科教融合”的科学教育*——关于中小学“研学旅行”的哲学思考

从"科教融合"的视角看,"研学旅行"对中小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新型的日常教育方式,而且更是一种新型的科学教育方式。它在本质上提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生活,让学生们在这种科学生活中,打开"自然之书""社会之书"和"人生之书",从而为完整而全面的科学教育开辟广阔的前景。从教育即生活的观点看,科学教育即科学生活。未来的科学教育应当走一条"科教融合"之路,即通过"研学旅行",在学校和科研院所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梁,逐步形成一种"科教融合"的科学教育模式。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

如今,西方国家出现了选民政治分歧加大、右翼与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政党体制稳定性下降的现象。这种西方政治的新现实,主要驱动力量是国内人口结构多样化的提高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内部政治分歧的加深和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实际上,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这里的悖论在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秉承的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导致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但如果部分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和部分移民群体不能对西方国家形成政治认同,不能对现有宪法体制与政治秩序提供政治支持,就可能反过来削弱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为了有效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等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