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哲学智慧与辩证法的新规律——谈“分合互动律”

黑格尔的欧式辩证法,侧重"分",即从"一分为二"的角度去说明矛盾存在于事物内部,并且是发展的动力。而中国哲学侧重"合",从"合二为一"的角度说明矛盾的性质及认识的规律。如果把矛盾的"分"与"合"、"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结合起来,则可以在矛盾规律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达到更高的境界。这就是"分合互动律"的含义。     

以“永明体”与“沈宋体”论析汉语格律诗的发展

中国格律诗的发展,是从消极摸索向积极规律演进。本文通过考察"永明体"与"沈宋体"的代表作家作品,发现在篇制和用韵上",永明体"为防止八病而进行的创作实践有限,"沈宋体"时期诗学声律的运用趋于完备。齐梁以来诗歌与音乐分离",永明体"无可供吟唱之说",沈宋体"则能合乐而歌。这是唐朝兴礼乐的效应,也与沈期作为协律郎职事有关。由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划出一个完满的圆,得之环中,超乎象外。     

“中国模式”讨论的哲学反思

"模式"这个概念不是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层面谈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上谈的。"中国模式"无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类型。因此,我们不妨暂时抛开好坏之争,把"中国模式"当做一个解释性的中性概念来使用。"中国模式"无疑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它意味着"中国特色"从消极表述转变为积极表述。"中国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发展类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价值,所以"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乡村研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之检视

"国家与社会"研究思潮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渗透发轫于乡村研究的两大课题: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其理论预设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种取向是"国家社会的二元分化",另一种是"社会中的国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国内某些传统学科的研究范式,对于中国乡村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其局限也非常明显,需要从研究方法上反思并超越。     

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对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从"三个自信"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提出的实践依据、历史依据、文化依据,实现中国梦需要坚定"三个自信"做了相关探讨。     

“和谐社会”的本质新探

"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提出的宏伟目标。在详细分析了当前"和谐社会"本质的几种学说后,认为不应该把"和谐社会"的现象当成"和谐社会"的本质,而应该把"和谐社会"界定为"法治社会",并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和谐社会"就是"法治社会"这一命题,指明了这一界定为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着力点,为我们正在建设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传统文化的资源,对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将起到重要作用。     

“现实生活”:走向马克思哲学的基点

"现实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根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直接面向。"现实生活"有其内在发展的逻辑性,抓住、掌握"现实生活",就掌握了走向马克思哲学的钥匙,具备了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及其价值论的方法。明晰"现实生活"发展、变革的规律,对于直面"中国问题"、"缩短和减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阵痛"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对于我们关注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人的发展问题意义重大。     

全球化视野下社会建设的“中国问题”

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国家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得社会建设领域具有了多方面的全球化性质。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中国问题"不再是孤立的"中国的问题",在社会建设中要以全球化视野作为我们考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思想日趋完善,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中国经验",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社会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     

心何以挽劫——谭嗣同仁学思想探究

《仁学》和仁学思想对于谭嗣同的哲学至关重要,奠定了谭嗣同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对于写作《仁学》的初衷和仁学的宗旨,他明确声称是为了"以心挽劫"。谭嗣同标榜"以心挽劫"的著作之所以命名为《仁学》而不是命名为"心学",是因为他寄予厚望的心不是所有的"心",而是既与机心截然对立又能化解机心的慈悲之心,而慈悲之心就是仁。     

浅析“南海问题”的成因

"南海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过定义,但都很难全面地反映"南海问题"应有的内涵。只有从"原发性"和"诱发性"两个因素深入分析南海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才能很好地破解"南海问题",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两种错误观点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悦城“龙母传说”谈到传统儒家的“孝道观”

作为岭南大地女神信仰之一的"龙母传说",自南朝刘宋年间被沈怀远的《南越志》所记载,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至于"龙母传说"的起源,更是可以上溯到秦始皇时期。"龙母传说"在其产生和发展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日益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广受封敕,使得"龙母"的地位得到了一步步强化。我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龙母传说"所体现的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最核心的伦理思想——"孝道观"。"孝"自古就被历代儒学之士所推崇备至,历朝统治者更是将"以孝治天下"看作是其统治思想的根本,这种"孝道观"虽具有极大的两面性,但却更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需要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近代中国人对世界变局的认识及应变

近代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了思想转变,从知夷、师夷到用夷,从睁眼看世界到技术变革,再到政治体制上的思考,终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而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孙中山法律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一名忧国忧民的卓越思想家。尤其是他的法律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凸显出某些超前性。在现代性思维逻辑下,孙中山先生的法律思想同样闪烁着宝贵的理论光芒,对于推进当前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如下: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的理论主张是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必要条件和发展指向;"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的法律理论及其实践对当前建设"法治中国",构建"平安家园"提供了借鉴。     

“文化走出去”的三个致力之点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突出强调"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出要以形式多样和文化对话等多种途径促进"文化走出去"。推进"文化走出去",不仅应展示文化的硬实力,更需要彰显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同时",文化走出去"要为解决人类困惑、构建和谐世界给力,还应更好地展示"中国形象"。     

“美的慢箭”与“淡雅”——中西方审美中存在的同一性

本文通过对尼采之"美的慢箭"与中国传统之"淡雅"进行比较与分析,得出两者无论是在文本范畴内,还是在审美形态视域下,都体现了极大的同一性。"美的慢箭"与"淡雅",作为一对范例,体现出,在中西方审美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差异,也存在着共通之处。     

“赶考”: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执政课题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京,毛泽东喻此为进京"赶考",提出"我们决不做李自成",要求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交上满意答卷。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赶考"情结,坚持"两个务必",居安思危,奋斗拼搏,取得光辉成就。面向未来,我们仍然需要牢记"两个务必",在新的执政考验面前争取"考试合格"。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重在根除官场"圈子文化"

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直观反映。现阶段党内仍存在以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学缘关系为纽带的官场"圈子文化",它是造成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政治文化不健康、党内政治生态被污染的重要原因。而党内政治生态恶化又为官场"圈子文化"提供了滋生和发展的土壤,二者密切联系、互为因果。官场"圈子文化"的形成,是对封建官场文化的心理认同、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利益驱动、权力制约存在失衡的内部监督和管党治党不严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彻底根除官场"圈子文化":一是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构建为民务实清廉的党内政治文化;二是要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废除"潜规则",弘扬"明规则";三是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远离"被围猎";四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问题探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展示了新时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促进这一理念的国际认同,既是时代发展的呼唤,也是中国实现大国复兴的要求。当前,西方话语霸权对中国的抹黑、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质疑以及中国自身相对孱弱的国际话语权等因素,严重制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为此,我们要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夯实话语基础;完善中国话语体系,扩大"中国声音";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理念共识。唯有如此,方能切实推动世界各国凝聚"命运共同体"共识,从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的基础。     

中国古典文献中“廉”字的用法——兼谈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误区

"廉"字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很早,但是其意思经过了长期的演化:最初指房屋,然后指器物,然后指人正直端方,或演化成动词"查访"之意。"廉"字作"廉洁"讲的时代,不应早于中唐,亦不应晚于北宋。当前廉政研究文献中,对于古典文献中的"廉"一律解读为"廉洁",乃是一个误解。产生这种误解,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的知识构成局限,但是更重要的则是研究方法存在问题,亟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