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下的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刑罚改革思潮,对我国的刑事法治改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我国理性的刑事政策的改革方向。本文从非犯罪化的基本理念入手,论证了非犯罪化思潮与刑罚轻缓化及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指出非犯罪化应当是当下我国司法界的努力方向。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非刑罚化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使非刑罚化问题的研究具有了时代的痕迹而显得更加急迫。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非刑罚化在人权保护、预防犯罪、刑罚经济以及政治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我国,立足现有刑法规定,并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的制度,是实现非刑罚化的保证。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监狱刑罚执行中的实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监狱刑罚执行要以是否实现了刑罚目的来衡量“相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监狱行刑中，区别对待，应该严格执行刑罚的就严格执行刑罚，加大对不同的罪犯的刑罚执行时间、处遇等级、宽严管理的区分度，对刑罚目的实现有不同影响的改造行为分别实行宽松有别的管理。监狱执行刑罚轻缓化应有以下内容：给予弱势群体的服刑人员予以宽容；刑罚执行社会化：刑罚执行蕴含民主价值。     

论缓刑的价值

缓刑在刑罚轻缓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能够消除短期自由刑的负面效应,实现刑罚的目的,符合刑罚经济的原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符合轻刑化的国际趋势。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选择性起诉研究

选择性起诉作为美国所特有的一项司法原则和司法制度,在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正逐步以刑罚人性化和轻缓化为取向,宽严相济,注重刑事司法的轻罪轻刑化和行政上的轻罪非刑罚化矫正。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税收犯罪刑罚轻缓化刑事政策的思考

刑法典中关于税收犯罪的重刑化趋势较为明显,但近些年来,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也在立法中展露头脚。《刑法修正案(七)》注意入罪与出罪相结合、从严与从宽相协调,并且更多地展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松和轻缓的一面。《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第206条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可以适用死刑的规定,这都被视为推行刑罚轻缓化的重要标志。轻缓化刑事政策的推行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基础上。税收犯罪衍生机理的特殊性以及法定犯性质决定了将来税收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向"严而不厉"立法模式的迈进。     

论检察机关适用轻缓刑事政策之效果

刑罚的轻缓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适用轻缓刑事政策是刑罚轻缓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本文从检察机关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原则和标准进行阐释,探讨轻缓刑事政策适用的环节、方式以及实现的效果,以达确立科学的刑罚观念,推进我国刑罚适用以最小的刑罚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果之目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禁止令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当前，世界刑罚逐步走向轻缓化、社会化，我国的刑罚制度改革也正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向世界靠拢，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和禁止令纳入到刑法典中，对管制、缓刑进行了修订完善，然而。禁止令在立法、适用上存在诸多问题，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背离现象。因此，本文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野，试图在指出禁止令存在的弊端的前提下，探寻禁止令的完善对策。     

论非监禁刑

从世界范围来看,刑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野蛮到文明,从以死刑、肉刑为主到以监禁刑为主,再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过程,这是刑罚向科学化发展的必然趋势.非监禁刑是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广泛应用的刑罚措施,也是对社会、被害人、社区以及犯罪人本身有显著益处的刑罚措施.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已把现代化的行刑重点转向非监禁刑的适用,我国非监禁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非监禁刑的理论依据、现实条件、国内外现状出发,针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非监禁刑的立法、执法等现状,提出了构建非监禁刑体系的设想.     

关于确定量刑基准方法的新思考

作者借助刑罚轻缓化这一司法理念在审判实践中的量化,在量刑基准理论中引入了“刑罚轻缓平均浮动系数”这一概念,从而对量刑基准点进行了大致、直观、科学的判断,提出了确定量刑基准的方法,即以“谦抑中间格”方法确定犯罪的量刑基准。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法定刑的调整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共调整了18项个罪的自由刑以及9项个罪的财产刑。落实产权平等保护精神并不意味着刑法一定要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法定刑配置保持一致或均衡。对非法集资犯罪法定刑的加重并不可取。相较无限额罚金制,倍比罚金制是更优的立法选择。将集资诈骗罪的三档法定刑压缩为二档是囿于立法技术的无奈之举,原刑法规定的第三档量刑幅度并未被取消,而是并入修正后刑法规定第二档法定刑中。追诉时效制度属于实体法规定,应当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结合具体犯罪的法定刑变化情况确定追诉时效期限。     

关于建立行政刑罚制度的构想

行政刑罚制度是刑法学与行政法学交叉学科的产物,是探求用一种新的手段来解决新的社会矛盾。行政刑罚制度具有本身的独立性。行政刑罚制度的建立既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我国立法和行政执法的要求。行政刑罚制度的立法体系应当以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为主导,在程序上适用司法程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罚观依据

从古代社会到启蒙思想运动,再到古典犯罪学派、实证犯罪学派、犯罪社会学,人类社会关于刑罚目的与功能的刑罚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刑罚的认识却存在不小的偏差,往往将刑罚作为专政的一种工具,将刑罚视为政治问题,过于强调通过刑罚手段来严厉打击“敌人”或者严重犯罪分子,而不是将刑罚视为一种科学。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在对传统刑罚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认肯现代刑罚观的必然结果。     

试论死刑的主体条件设置

死刑主体的条件设置在死刑制度中非常重要 ,如果死刑主体适用范围减少 ,死刑总量自然减少。我国刑法已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和怀孕妇女不适用死刑 ,但对老年人、妇女、精神病患者、生理有缺陷者及智力低下者等弱势群体的死刑适用问题还未涉及。鉴于对老年人、妇女、精神病患者、生理有缺陷者及智力低下者施以人道主义关怀 ,应减少对他们的死刑适用量 ,甚至不适用死刑 ,以更好地体现刑罚的谦抑性 ,也减少了死刑总量。     

当代美国的死刑制度

美国最高法院在1972年曾经宣布暂停死刑执行,但是在1976年又恢复了死刑的执行,目前美国是唯一仍然保留并适用死刑的所谓西方文明国家。美国联邦系统和38个州的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可以适用死刑的罪行还比较多,但是罪名相对比较集中;死刑诉讼程序严格且复杂;相对于美国庞大的犯罪数字,尤其是暴力犯罪而言,其死刑判决和实际执行死刑数量仍属较低;美国死刑执行方式呈现为以注射方式为主多种执行方法并存的特点。美国死刑程序复杂但是死刑错判率仍然较高。     

经济犯罪之刑罚结构研究

刑罚在经济犯罪中的运用需要理想的刑罚结构。为此,可结合经济犯罪的特点分析各刑种在调整经济犯罪时的利弊得失,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一种以罚金刑和有期徒刑为主体,以无期徒刑和没收财产刑相结合为辅助,以拘役刑作为罚金刑替代措施处于次要地位的“三角形”式的刑罚结构模式。以此为指导,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为例,对我国现行经济犯罪的实然刑罚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经济犯罪的刑罚结构由于死刑、管制刑的存在,而使其具有不合理性,因此,要优化现行经济犯罪的刑罚结构,必须废除死刑,取消管制刑,并对其他刑种进行微调。     

罚金刑易科制度研究

罚金刑的广泛适用顺应了世界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有效弥补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但与此同时,罚金刑的执行难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应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设计适应我国的罚金刑易科制度。     

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机制研究

老年人犯罪是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总称。老年人犯罪呈现以下特点：犯罪率低，犯罪年龄集中，文化程度低，男性居多，犯罪地域相对集中，累犯、前科少，共同犯罪较多，犯罪客体比较集中，诉前羁押率低，判处刑罚较轻。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周全弱势群体刑法保护的需要，是适应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需要，也是契合刑法谦抑性、人道性以及刑罚经济性、刑罚目的的需要．并且，中国立法史上历来存在“矜老”传统，而国外相关立法也值得借鉴。建议在实体法上，规定封老年犯罪人原则上从宽处罚，限制死刑、无期徒刑的适用，限制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明确不构成累犯，放宽缓刑、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在程序法上，规定对老年犯罪人慎捕慎诉，规定讯问审判时亲属在场权，完善指定辩护权，对刑罚执行予以特别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