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调解员:基层司法引入民间力量的实践——以温岭协助调解员制度运行为考察样本

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我国法院乃至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课题,人民调解制度这一"东方经验"因之日益受到重视。作为"东方经验"的续造与再创新,温岭协助调解员制度的确立,为基层司法引入民间力量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标本,而对于该制度运行过程中已取得的成效与尚存问题的全面检视,也成为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之举。     

中国家事调解制度的生命力研究

现今中国的多元秩序结构、民诉费用体制与和谐政治理念等因素为我国家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空间，但真正催发中国家事调解制度生命力的内在起因则在于家事纠纷的特性注定了调解制度是解决家事纠纷的最优机制，也在于家事调解制度能够适应家事纠纷的特性从而有效地解决家事纠纷。同时家事调解制度之节约成本、调整人际关系、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符合司法专业化发展等优势又保证了其在中国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甘肃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成因探析

甘肃多民族地区纠纷类型及解决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州的具有民族特色纠纷解决机制最为典型。民族、宗教、人文、地理、经济等因素是形成现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直接原因。大小传统的博弈、制度供给、大众需求等是形成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及民族地区自生自发解纷机制现状及成因的探析,力求洞察不同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所引发的问题,为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种路径。     

台湾地区行政解纷机制研究及其借鉴——以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为视角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高速发展期,由此引发的社会纠纷更富专业性、复杂性与多元性。传统的以司法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已不再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化解社会纠纷、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课题。相较于大陆,台湾地区目前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行政解纷机制体系,客观、细致地梳理与分析台湾地区行政调解制度、行政调处制度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运用,汲取其有益经验并予以借鉴和发展,以期构建与完善大陆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试论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分为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就是行政处理。本文试从理论分析和现实立法层面论述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的运行，分析其作用发挥的优势与不足，为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新时期农地流转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探析

农地流转制度逐步确立和深入推行之后，随之而来的纠纷势必增多，农地流转纠纷能否得到高效及时的化解事关我国新一轮土地政策的成败。检视我国农地流转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的现状，结合试点实际情况，反思仲裁中尚存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透视农地流转纠纷的激增给仲裁带来的巨大挑战和考验，从制度规范、组织运行及外部环境优化等层面搭建公正高效的仲裁解决机制。通过举证责任倒置、巡回仲裁庭、多元联动执行等制度创新，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对策，完善农地流转纠纷仲裁机制，为我国新一轮土地政策的推行铺平道路。     

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如何建立一个以诉讼为核心、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相互支持、共同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司法制度发展中的重要课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内在价值在于，有利于法院功能的补充和释放、有利于法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当事人最符合效益地解决纠纷并能维持社会关系的长期持续。但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是由法治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这些情况包括我国古代法律传统影响下的民众心理及文化价值观、我国当前城市现代化和农村乡土化并存的社会发展现实、以及当今国际上ADR的迅猛发展格局，可以说，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在综合古今中外多种因素的动态系统中构建社会事实的实践。     

论社会管理创新多元矛盾化解机制

我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不可避免地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影响我国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社会管理创新要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着手,要着眼于群众多元化的利益诉求,构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多元矛盾解决机制。多元矛盾化解机制效能的发挥,需要有法治保障,才能形成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     

家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家事事件发生在夫妻或亲属之间,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处理,其解决机制上也应当体现特殊性,而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目标着眼于未来和治疗的家事事件,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美国的ADR模式、澳大利亚的FDR新机制、日本的家事调停制度都是立足于各国国情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而我国实践中家事法庭之试点与非诉讼调解机制的构建都是对新型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家事事件应当构建诉调对接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逐步实现专门化的家事纠纷处理模式。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之制度构建

法院附设诉前调解有其自身的独特优势，符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着成熟的运行经验，社会效果良好。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大调解工作格局建设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视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并进行制度上的建构，使之成为与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相配合的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渠道，促使社会纠纷便捷、经济、和谐地解决。     

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治理路径——以社会主义法治为视角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也必然需要沿着社会主义法治的路径不断实现新的进步。科学立法,为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确立基础框架;严格执法,是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必要因素;公正司法,应成为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重要保障;全民守法,有助于培育我国农村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设的应有环境。     

“枫桥经验”与构建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正在进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构建,但对如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ADR制度尚未达成共识。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枫桥经验"与ADR的特征和价值具有共性,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法国行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述评

行政职能的扩张必然导致行政纠纷的产生,为了有效监督行政机关以及解决行政纠纷,法国作为行政法母国,其纠纷解决制度不仅包括通过司法程序实现纠纷解决的诉讼解决机制,还包括议会监督、行政请愿以及共和国监察官制度等非诉解决机制,其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对我国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元明清时期国家法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制研究

元明清时期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多元的,并且国家在法律上往往承认这些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合法性,使它们成为国家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进而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这当中国家对属于民间层次上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进行了相应的立法规制。这个时期国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制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体资格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能够解决的纠纷范围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的效力的规制;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制。通过四个方法的法律规制,把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融为一体,构建起多元化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体系。     

系统论视野下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社会转型期间纠纷的多样性与纠纷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决定了以系统思维分析、完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近年来,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实践,但对于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仍需要继续推进.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最优化和模型化方法,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内部的各要素,即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第二,协调诉讼解纷机制与非诉解纷机制,以及非诉解纷机制内部各具体解纷方式.第三,完善一站式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应当重建治安行政裁决制度

治安行政裁决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和纠纷解决机制,是在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确立的制度。由于受到对权力分工原则的误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完善和公安机关畏惧作被告的心理等因素影响,治安行政裁决制度长期以来被虚置,直至最终被废除。废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不利于治安管理领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当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重新确立行政裁决纠纷解决机制,并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     

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协调与整合

在我国 ,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诉讼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初步形成 ,但是这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之间远未形成一个功能互补和程序衔接的有机体系。对此 ,我们认为一方面要克服把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偏见 ,另一方面必须在制度上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有机衔接 ,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 ,进而达到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机制之间的良性互动、互通有无、彼此支持的理想境界。     

略论中国行政机关权属争端之解决进路——以行政诉讼为主轴的多元主义视角

行政机关权属纠纷在中国普遍存在,而现行争议解决机制却处理不利.故有必要引入机关诉讼、完善第三人诉讼制度且以该正式机制为主要途径与多元主义非正式解决方案配合互补,在具体操作上实现内部机制优先与外部诉讼保障之并育,以期完善中国的行政组织法律体制,规范行政机关的权限关系,进而推进中国政府间权限争端解决机制的渐进性构建.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构想

我国群体性纠纷的解决应当树立多元化的理念。多元化既包括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多元,也包括诉讼机制本身的多元,从而形成一个能够应对不同类型群体性纠纷的纠纷解决机制网络。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框架下的信访制度变革

信访作为中国一种特有的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演绎了解决社会纠纷、监督政府行为、沟通行政两者间关系等诸多角色,然而在新时期信访制度却遭到了质疑和冲击。关键在于缺乏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且真正有效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为此,当务之急是将信访制度纳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ADR)框架,从而更加高效、便民地化解社会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