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共意”：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的思想逻辑

从开智启蒙、身份定位、引领召聚、直至任务设置。“共意”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的逻辑进程，它不但将中共的“生存型”社会管理推进至“发展型”社会管理．而且剔除了交换逻辑等“异意”的不当干扰，成为中共社会管理的思想逻辑支点。凝聚在核心价值的旗帜下、树立“大格局”的共识、形成群众工作的方向感、确立虚拟社会的秩序化，是中共创新“共意”建构方式，推进社会管理的新举措。     

网络如何通向和谐？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的主流话语，代表着中国社会的价值目标和未来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日益普及、深刻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时代背景下，当我们论及“和谐社会”这一宏大主题时，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于“现实社会”的和谐，也必须关注由互联网构成的“虚拟社会”的和谐。     

论警民关系建设中公安机关软实力的培育

一、问题的提出与反思 随着科技创新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封闭的舆论环境被打破，受社会结构多元和人的层次、思想多元等因素的影响，因利益格局调整诱发的各类矛盾纷繁复杂，社会价值观出现混乱，人们的价值取向更多倾向于实用主义，各种“人性化”要求越来越多地与公安机关执法的“刚性”相冲突，加上公安机关矛盾纠纷一线处置滞后的工作格局，导致妨碍公务、     

商团事变：民初商人政治参与的实证考察

以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商团事变的学者，因受国家与社会对立一元论研究取向的影响，通常着意于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同孙中山政府对抗的一致性，却忽略了其内部的差异性，即商人回应商团事变的心态层面的复杂性，而这种差异性、复杂性往往是“市民社会”能否最终形成的重要依据。事实证明，在广州商人应对商团事变的价值取向中，生命权与财产权始终是第一位的，其“参与政治”主要是为了能否更好地推动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但远未“膨胀”至建立“商人政府”的程度。就此而言，“在商言商”的传统理念在国民革命初期广州商人的“政治参与”中仍居支配地位。     

荷马社会的“好人”与“好生活”

“好人”与“好生活”是荷马社会在人类道德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话题。荷马社会的“好人”需要具备符合逻各斯的灵魂的知识或“高尚”地去选择与实践。“好人”的现实诉求是过上“好生活”，但选择满足“个体欲望”和寻求“优雅”这两种“好生活”方式之间出现了德性冲突。荷马社会认为，如果“好人”始终是德性实践主体，那么这两种生活都属于“好生活”。“好人”与“好生活”共建于和平的社会愿景中：“好人”是“好生活”的构建主体，拥有不同程度的德性能力去主动选择具有自我价值的“好生活”；实现“好生活”需保障“好人”在优良的道德环境下成为“好公民”。     

社会问题的社会性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之一，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社会问题最根本的特性就是“社会性”和“问题性”。本文着重分析社会问题的社会性特征，分别从社会问题的产生、表现、性质、影响、后果、解决等六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并对“社会性”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价值、意义做出阐述。     

“富二代”需要关爱和信仰

2009年11月2日《文汇报》刊登韩狄明的文章，“富二代”一般指的是民营企业家等先富一族的子女，他们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富二代”搅动社会神经的原因：一是“富一代”大都已过知天命之年，到了交接班的季节。富家子弟能否再创辉煌或保住家业，历来是社会的谈资。二是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多次飙车案引发的血案，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三是“富二代”群落挑战了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和价值取向。“富二代”习惯于奢侈品消费。轻松致富，挥霍成性，产生恶劣的社会示范作用。     

浅谈现代教师的敬业精神

我们常说的“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主要指的是教师的敬业精神。“敬业者，专心致志事其业”（朱熹）。以教师职业道德素质来理解，就是“以居敬而专致的态度来对待教育，以教育为事业而不仅仅为职业来追求”。作为事业，它往往是“体现宏大的群体意志追求的。既有同样宏大的社会价值，也有充实的价值创造者的主体价值”。具有敬业精神的教师，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状态下都会主动、自主、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职业”的道德责任。     

在重构社会信任中提升“社会质量”

社会信任是检验一个社会“质量”的最重要标尺。借鉴欧盟的“社会质量”理论及其基本内涵,社会信任也是“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当下中国较大面积的“社会信任危机”已经开始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转,影响到“社会质量’’的整体状态。因此,如何通过重建社会信任来全面提升“社会质量”,也成为人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今日海南》有奖评刊

在社会生活中，职业道德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师德、医德和官德，这三种职业道德一旦偏差就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师德——古人云：“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就是做人之理，就是老师要向学生传输做人的正理，如何做一名有益于社会的人；所谓“业”，就是知识和技能，就是老师要向学生传授为社会创造价值、求得生存的本领和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活动中所需要的劳动生产能力；所谓“惑”，就是在获取正确的“道”和“业”的过程中，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三维审视及其当代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包括三个维度：即一般雏度，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并与之“共存亡”的非政治社会。本质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特殊维度，市民社会是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的社会，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表征为商品和货币关系；典型维度，商品货币关系转化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成为市民社会的典型存在形态。重温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价值启示。     

“菊园模式”具有推介价值

嘉定区菊园新区的社区建设，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三全服务”模式和品牌。这种模式体现了“菊园人”在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体系构建方面的创新性探索。在深化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菊园模式”无疑具有在全市乃至全国推介的价值。     

从管理到治理：一种执政理念的转变

与以前多用“创新社会管理”相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相较于管理，治理倾向于强调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共同参与公共事务，一字之差，代表执政党一种执政理念的转变。     

防止“正能量”被异化

2013年1月24日《南方日报》刊登安立志的文章，文中指出，判断一种社会行为是否“正能量”，关键看其是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合乎人民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符合这些要求的，不要说是赞美、歌颂、维护，就是批评、揭露、抵制，都可视为“正能量”。近期媒体使用“正能量”也似乎这样界定的，对现实的批评，虽未明确称为“负能量”，至少未被列入“正能量”。是否“正能量”是以现实为参照系的。然而，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如果只有赞美、歌颂、维护才是“正能量”，批评、揭露、抵制就是“负能量”，那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时来说，改革开放不正是对“现实”存在的“文革”的政治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结果么？正是对现实存在的桎梏生产力的体制、价值、观念的批评与改革，才为我国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正能量”，而维护“现实”体制、价值、观念的“两个凡是”，恰恰构成了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负能量”。改革开放没有到站，社会进步没有终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然需要“正能量”，但要防止“正能量”被异化。     

八荣八耻是标准也是底线

“八荣八耻”观，概括精辟，内涵深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全面确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是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指南。     

“普世价值”何以可能？

主体利益的共同性是“普世价值”得以存在的前提。阶级存在和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的事实决定了“普世价值”只能存在于主体自然属性领域。而在主体的社会属性领域，“普世价值”基本上是一种“虚幻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化，“普世价值”将逐渐从虚幻走向现实，但这是有条件的、极为有限的。真正的“普世价值”有待于世界大同，即阶级的消灭、国家的消亡，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但即使到了世界大同实现之时，也不能消除价值主体的多元化，也就是说，“普世价值”在那时也不能囊括价值的全部。同时，不能把“价值共性”简单等同于“普世价值”。在国内，那些热衷于传播“普世价值”的人，是旨在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旗号下，推销西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在国际上，对“普世价值”的吹嘘往往是某种强权政治的代言辞，是价值观的“强制认同”与“引诱认同”。     

论尼采对社会道德的解构

尼采不仅对产生于他之前的,也对在他所处的时代里出现的所有观念发起了挑战。他“解构”社会和它的“高尚的谎言”,力图向我们展示人“是某种有待克服的事物”。他通过证明价值、伦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人性的错误来努力贬低社会的一切。同时,他呼唤着一个超人的社会的来临。     

加强社会管理与公共精神塑造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要强化精神层面的建设。其中加强公共精神的塑造，使社会管理的“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兼行，意蕴深远。为此，治国理政需从正心固本、善用软权、共治同进、价值实构等方面着手。     

读者的意见和建议

本期新开栏目“先锋论坛”，转载《解放日报》的一篇佳作——《我们为何羡慕“贵族光环”》，激浊扬清，透过社会现象，点击“真相”，引领“视听”，给读者深度思考。社会需要的是能够和平民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懂得大众疾苦、理解大众喜怒哀乐的一批人。为此，我们必须平抑社会的贵族化导向，驱散高悬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光环”，这不仅仅靠舆论的监督，还要靠政府的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