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略论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构下的未来服务业分层管理模式

如何构建一个宽严有度、结构合理、运转高效的服务业管理模式是事关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重构背景下,我国未来服务业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为,以高效的政府综合经济部门和自律性的行业组织为主体,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大层面,依据具体服务行业的特点,构建四大模式:即中央政府主体模式、地方政府主体模式、行业组织主体模式和双主体模式。     

成都市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中小企业信用体系是缓解“融资缺口”的重要制度安排。“成都模式”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已完善监管征信，还需深入推进，引导、扶持和规范信用产业。现阶段，成都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应通过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形成政府造环境、信用有市场、中介得发展的三位一体格局。     

重建信访制度关键在民意表达

信访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和治理制度。近十年来，信访制度被过度政治化，产生了两个不容忽视的消极后果。第一，作为一种政治参与，信访应该培养依法维护权利的公民，增进从事信访的公民对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信访往往培养出介于公民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超级访民，这些人在地方政治中可能成为专门利己的反对派。第二，作为一种治理制度，信访制度应该有助于中央政府依法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同时保障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正当权利，从而保持他们对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事实上，信访制度成了中央对地方单向施压的工具，不能保障地方政府向中央反馈信息和提出建议的权利。过度政治化的信访制度迫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干部为上级政府“买单”、“背黑锅”甚至“顶雷”，必然削弱乃至瓦解他们对中央的信任。     

失信惩戒措施的合宪性控制

失信惩戒措施是社会信用法治体系建设中尤为重要的一项内容，作为一种主要基于公权力的新型社会治理手段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央各部门、各地方纷纷出台失信惩戒措施，意欲在全社会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惩戒格局。然而在失信惩戒措施层出不穷的同时，也存在着泛化与滥用的趋势，这也使得失信惩戒措施饱受质疑。基于此，我们应当以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形式标准，平等原则和比例原则作为实质标准来对失信惩戒措施乃至社会信用立法进行合宪性检视，由此发掘出部分地方立法主体越权进行信用立法以及部分惩戒措施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不当限制这两大问题，最终尝试构建失信惩戒措施的合宪性控制路径，即从严限制信用地方立法位阶、平衡信用立法的价值取向、澄清行政性失信惩戒措施的性质，并以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来对失信惩戒措施的设定与实施环节加以完善。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与地方政府信用治理

社会和谐,归根到底主要是官民之间的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信用缺失已“凸显,”是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当前,地方政府信用存在不少的问题,政府信用流失的情况较为突出。重构地方政府信用,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中国政府一项紧迫的任务。     

与市场共演：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新策略

在市场化环境中，中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具有“与市场共演”的特征。这种特征的表现之一是，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从招商引资转向营商环境治理。研究发现，“政府培育市场”“市场反塑政府”“政府与市场互惠”的共演过程，为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的行为转变提供了不竭动力；而在共演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政府与市场重复博弈的良性互动，推动着地方政府的行为向着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持续调整。政府作为市场作用机制发挥的“助市者”，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双强模式”的重要基础，这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与鲜明优势。     

中央与地方监控关系与合作关系比较

中央与地方关系除了职权关系和组织关系外,还包括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合作关系。 一、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关系 地方政府的活动要受到一系列监督或控制。首先,地方政府作为代议制政府机构,要受选民监督;其次,地方政府要受社会舆论监督;再次,在一些国家,地方政府还受司法监督:法院可依越权原则监督地方政府的活动。除上述监督形式外,地方政府还要受到来自中央的监督或控制(以下称“监控”)。在对地方政府的监控体系中,中央监控是最重要的一种。 为什么中央要对地方进行监控?     

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的作用——基于温岭经验和特征的解读

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过程，在承认市场力量的同时，也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其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从多角度多层面呈现出“渐进式改革”的内涵和外延，这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利用分权体制本身所具有的竞争性因素及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方面的优势，地方政府对特定的制度环境的认识更全面、更敏锐、更了解制度资源的利用状况和微观主体的现实需求，因此也更有利于与本地实际相结合进行制度创新。股份合作制、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是温岭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果。     

论政府信用中的“信用-政府”悖反

信用的良性运行对信用主体有内在的规约。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形式之一,要求作为信用主体的政府也必须顺应这一规约。政府的模糊抽象、多维结构、强势地位和不可选择性特征背离了信用主体规约,不能与信用主体规约实现融洽状态。     

招商引资中信用相对人互动关系研究

在招商引资中,引资方（地方政府）、地方百姓、投资方互相构成信用相对人。但是,招商引资中信用相对人互动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地方政府和投资方对当地百姓不守信,投资方与引资方互不守信等信用缺失问题。信用相对人互动的理想模式是按TC模型,在互补点、重合点、互惠点中寻找互动,从而实现招商引资信用的良性循环。     

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研究——地方政府行为视角

地方政府是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参与者,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之一.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行为分析,探讨了其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影响,并构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模型,在对双方博弈行为的阐释中找到地方政府的行为根源,为中央的政策制定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践、困惑及其法制化路向

早在25年前，中央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财产申报法制建设，出台过规定“草案”，也曾列入“八五”立法规划。近年，地方相关“立法”活动频繁，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若没有中央立法顶层设计之决心，地方实践恐难继续往下推动，现有制度也恐难落于实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现代反腐、防腐的有效而必要的制度，契合庞大文官群体反腐之需要，是透明政府理论延伸及公职人员个人生活的体现。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制化路向，应从三个方面重点突破：扩展申报主体的范围，穷尽申报内容，明确申报时间。     

推动云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业再谱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要求“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强调“要让云南人民和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让云南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和谐、更有尊严、     

财政收入偏好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以广东省A市执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是“制度一行为”博弈的策略组合。在经济导向的考核制度和分税制为基础的政府间利益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地方党政首长的核心偏好是地方财政收入。在这一偏好的影响下，对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政策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即有利于短期内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就执行，反之就不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格局下，只有理清与政策执行相关的系列制度、偏好、行为策略等变量的关系，才能认知地方政策执行行为逻辑。     

论提高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绩效的路径选择

总结以往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问题，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及其绩效评估的理论研究滞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阻力过大，绩效主体存在“道德风险”，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定位模糊，改革绩效难以评估，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过大，“挤出效应”明显，政府能力被削弱等。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主要表现为机构改革绩效评估硬指标难落实，不同层级政府专有权力难到位，地方政府内部权力关系难理顺等。宜选择把握理论前提，坚持绩效原则，采取有效策略，重视配套改革，廓清政府角色，界定地方政府职能，及时实施“三定”，评估与固定改革绩效等路径进行地方政府机构改革。     

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选择困境——兼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评估模式的有效性与有限性

作为舶来品的政府绩效评估自开始就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难题，这集中表现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选择困境。围绕理论与现实两个标准，实践中分别出现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评估模式，评估主体分别为公民和中央政府，然而，两种评估模式都是有效性与有限性共存。特别是这两种评估模式均未能在理论与现实的二维标准之间找到合适的均衡点，而是迈向了标准的一维化和极端化，最终使得两种评估模式双双失效。     

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再定位的实现途径

一、正确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中央与地方职能权限的划分应该坚持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原则。事权的正确划分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前提,应该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各级政府的权力和权限应该来源于成文宪法,而不应该是执政党或政府一时的政策,更不应该是领导者个人的意志。我国长期以来出现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现象,归根到底还在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没有实现法制化。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划分中央独…     

农村公益校车的地方政府责任分析——以博弈论为视角

农村公益校车供给是各个主体在外部环境约束下,根据自身收益和成本进行理性选择的博弈。农村公益校车供给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家长三个博弈主体,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家长与家长以及地方政府与家长之间的三组博弈。这三个博弈主体的个体理性将导致集体非理性,形成了一种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的方案,从而使农村公益校车供给陷入"囚徒困境"。这种情况证实了地方政府承担农村公益校车供给责任是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要采取相应措施,承担起相应责任来化解这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