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起家暴案件看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分

近年来,家庭暴力案件频有发生,但在司法实践中,实务人员在对这类案件定性时存在这样的误区:凡是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经常性地使用暴力致使被害人重伤或死亡,首先考虑虐待罪,但如果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是一次性造成的,就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这种先入为主的定罪观念以及以实施暴力的次数区分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实践误区往往会使实施暴力的家庭成员不能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本文从一起典型的家暴案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分。办案人员在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排除惯性思维,避免先入为主做判断,同时不应仅局限在两罪的一般性区别,应结合具体案件,准确区分两罪。     

论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认定

近年来,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的现象频频曝光,各地制售假药的案件层出不穷,但是在定罪方面却不能达到统一标准。民间偏方不能一概认定为假药,药用辅料应当认定为药品。本罪的主观上行为人须以营利为目的,同时要明确本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本罪与其他相近罪名的区分,最终达到准确认定本罪的目的。     

未成年人轻罪案件非刑罚化处理之构想——以刑事和解为视角

就未成年人轻罪案件而言,非刑罚化处理的价值主要体现为有利于减少未成年被告人回归社会的障碍,有利于在量刑上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有利于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感召力等方面。当然,未成年人轻罪案件适用非刑罚化应当具备犯罪事实清楚,侵犯被害人个人法益,对公共利益损害较小,犯罪时的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后果较小,教育、矫正环境适宜,以及社会关系得到恢复等要件。对于未成年被告人轻罪案件的审理,应采用"先定性再和解"的审理框架,在明确未成年被告人有罪无罪,此罪彼罪,罪重罪轻的基础上,再决定要否和解,如何和解。     

罪刑法定视角下POS机商户套现行为的刑事责任探究

当前,各地法院对利用POS机进行套现的商户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比比皆是。笔者通过对大量利用POS机套现案件的研究,笔者认为,当前对POS机商户的套现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防治“虐童”仍任重而道远

<正>社会转型时期,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一些精神压力较大者的发泄对象。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全社会的"痛点"。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近期发生的南京"虐童"案件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虐童"问题的广泛关注,提议设立"虐童罪"也呼声不断。那么,虐童是否应入罪?如何才能切实保护儿童的利益?对于是否需要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规制虐童行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一连串虐童案件的发生,媒体以及公众关于增设"虐童罪"的呼声不断高涨,学术界也不乏该呼声的支持者。对此,世界各     

审查起诉环节中针对强迫交易案件的定性分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繁荣的今天,强迫交易罪的发生频率大幅增加。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交易罪进行了修订,进一步细化了强迫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根据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某一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具备法律的明文规定。就强迫交易罪而言,其犯罪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产生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其客体和客观方面,这对于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结合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案件遇到的问题,对相关困惑和难点加以分析,补充性的对强迫交易罪的构成要件加以分析,对强迫交易罪在司法实务环节与他罪的区分提出了一些意见。     

“涉罪未成年人心理矫护体系”在上海启动

“涉罪未成年人心理矫护体系”今天在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启动。“涉罪未成年人心理矫护体系”在长宁区综治办的协调下，联合公、检、法、司等办案部门和社区帮教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全过程中引入心理工作方法.     

帮信罪中“明知”的阶层试认定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表现的主观上的“可能知道”,要进行合理的法律评价,分情况推定为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中规定的“明知”。在处理案件时,要以一个社会理性人的角度去分析案件,只有当行为人对于知晓被帮助人会犯罪的可能达到一种高度盖然性的时候,才能推定为“明知”进而追究其责任。反之,则不能随意给行为人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否则会扩大该罪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对犯罪的精准打击。法律工作者在实际推定“明知”时要分三步走,逐步递进,不可完全凭借主观感受去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     

浅析废除嫖宿幼女罪的争议

自从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其新设立的嫖宿幼女罪一直处在争议的风口浪尖。而近年来,各地幼女遭性侵的案件频发:2009年贵州习水、浙江丽水、福建安溪、2011年陕西略阳等地先后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嫖宿幼女案。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部分舆论对于嫖宿幼女罪的评价稍有偏颇、略显不公。于是笔者想就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的定罪、量刑及司法应用打破一些社会舆论的迷思。让公众能了解该罪的利弊,以保护幼女为核心,以理性、专业的角度重新评价嫖宿幼女罪。     

少年“强索”类案件适用法律的探讨

所谓“少年强素类”案件，是指行为人以大欺小、以多欺少、以强凌弱，采取语言威胁或暴力手段，用强素、硬要、假借、明寺、敲诈、劫取等方式，公开非法获取财物的案件。司法人员办理此类案件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适用刑罚等方面，认识颇有分歧，处理不尽相同，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研讨，予以规范。少年“强索”类案件有以下一些特点：1、作案时成群结伙。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人；2、作案的随意性大。作案时很少有预谋和特定对象，往往是几人凑在一起外出游荡时，碰到可欺的对象，临时起意，动手作案；3、作案不考虑…     

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疑难问题研究

本文以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务为视角,阐述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思考及注意的问题.实务中,认定本罪主观明知多适用法律推定认定,明知仅需认识到被帮助对象实施了客观方面行为要件即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及被帮助对象行为的违法性认识错误等不影响定罪量刑.本罪中的涉案财物应返还上游诈骗犯罪被害人,但就如何确定返还比例、...     

“嫖宿幼女罪存废”之探析

"嫖宿幼女罪"从提议到通过,就一直是学术界与司法界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近几年,侵害幼女的案件日益增多,让更多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嫖宿幼女罪的存在产生了更多的质疑,使得"嫖宿幼女罪存废"再一次处在风口浪尖上。废除派与保留派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与理由。然而,笔者认为,"嫖宿幼女罪"在法律实践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概念界定不清,量刑情节轻重没有予以划分等,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是我国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彰显了保障人权的态度,有利于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因此,进一步完善"嫖宿幼女罪"是十分必要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以131份判决书为视角

作为新型网络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在案件数量、地域分布、被告人情况和刑罚情况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独特的特征。具体考察该类犯罪的司法适用情况可知,在主观"明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帮助行为、情节严重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过程中,司法实践均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应当通过合理使用推定"明知"的判断标准、加强对被帮助对象的行为所构成犯罪的查证、完善对"帮助"行为含义的解释、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等途径予以解决,从而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确适用。     

“酒驾”问题调查研究——以福建省A市为例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酒驾肇事"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2011年5月1日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施行《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入罪。     

涉虚拟货币犯罪的刑事法规制困境及出路

当前,涉及虚拟货币的实务案件发案量不断的增加,但在办理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以及可以参考的先例。此外,由于虚拟货币案件特有的复杂之处,无论是司法实践抑或理论学术界均难以作出特别准确的判断。司法实践中,涉虚拟货币案件的取证问题与事实认定问题等诸多困境导致涉案人员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定模糊,尤其是行为人的主观明知难以认定。进而,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共犯的扩大化的趋势。随着ICO模式的兴起,币圈中开始流行以发行代币的方式来募集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虚拟币的活动,用以筹建区块链项目。此外,各种虚拟货币交易所出现爆炸式增长,提供交易杠杆进行比特币合约的买卖、以设立区块链项目的名义,向社会公众募集比特币等主流货币的案件不断涌现。这些新现象也导致了同案不同判。此类新型案件,除了通过传统的非法经营或诈骗罪进行规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也是指控与辩护的重点。     

少年犯罪实体法适用中的犯罪构成特殊性探析

我国在探索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中,以程序法探索先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特色,取得了卓著成效。随着刑法、刑诉法的修改与少年司法制度探索的深入,在审理少年犯罪案件中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和问题愈来愈复杂、具体。现有的法律及司法解释不可能作出非常具体、明确的操作性规定,因而给办案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我们预见,今后一段时间,将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实体法适用问题,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尽管少年犯罪案件类型众多,但有几类案件属于“常见罪”、“多发罪”,其中,少年盗窃案件又是最主要的一种类型。刑法修订后,如何对少年盗窃案件更好地适用实体法,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十分关心,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于1997年9月18日联合召开了“少年盗窃案件实体法适用理论研讨会”,会上,许多同志就如何理解、适用少年盗窃案件的刑法规定,特别是如何完善司法解释,各抒己见,谈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现择其要点予以刊用。     

少年刑事案件的类型研究与分类审理

少年刑事案件类型众多,但有几类案件属于“常见罪”、“多发罪”,这些类型的犯罪有一些基本的特点和规律,法院在承办这些相同类型的案件时,也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和相同的做法,这就促使我们在办案中有意识地着手少年刑事案件的主要类型的专题研究,并探索实施少年刑事案件的分类审理。我们认为,少年法庭尚处于发展之中,面临着继续开拓、不断完善的艰巨任务。少年刑事案件类型研究的加强和深化,有可能加深我们对新形势下的少年刑事犯罪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而分类审理的提出和完善,也有可能使少年法庭工作再上一新台阶。     

关于胁迫赶走公路收费人员并假扮其身份收取路费案件的定性及分析

本文主要探究一个具有争议的刑事案例的定性问题。该案例大意为:被告人于某,胁迫赶走公路收费人员并假扮其身份收取过路费。由于对于被告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已属于刑事犯罪,但对于行为人行为的性质却难以得到定论。作者希望通过对案件当事人所做的违法行为的性质、罪数形态来多种角度论述,对该案件希望做较深入探究,以帮助弥补司法不足。     

政法委协调会机制面临变革

<正>按照制度设计,政法委案件协调会的目的是处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但近年来冤案频频浮现,令人们对该机制进行深刻的反思。不久前,又一宗"被协调的冤案"浮出水面。1996年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缓的王本余,在服刑18年后,因为真凶落网,得以走出囚牢。像以往多宗冤案一样,据媒体报道,这宗冤案背后也闪现着政法委案件协调会的影子。尽管疑点重重,但当年包头市政法委为此案定调:"仍按强奸杀人罪起诉,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判决。"     

议拒执罪追诉程序之救济

"执行难"是长期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一大难题,社会关注度高,已成为当今的社会热点问题。"执行难"问题的存在,既有法治环境、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立法相对滞后等外部因素,也有执行队伍素质不高,机制不畅、力度不够等内部因素。如何破解"执行难"成为摆在法院执行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基于我国的传统和社会现实,刑罚对于打击违法犯罪具有巨大的威慑力,然而作为追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唯一罪名——拒执罪1却很少适用,追诉率极低,重庆市法院系统从1997年至2006年近十年,追究拒执罪的案件不过20件2,拒执罪适用率低原因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是现行的追诉程序存在弊端,这种弊端可能直接导致拒执罪形同虚设,对被执行人毫无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