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制夷”与近代中国政治走向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是反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主张,为近代中国取得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指明了道路。"师夷制夷"作为近代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本文探讨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师夷"、"制夷"的基本态度和利弊得失。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从而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的革命使命,完成了前人未竟之事业。     

国内外收藏滇夷图册概说

清代云南民族图册的出现远早于"黔苗图",具有独特的绘制风格,以"苗蛮图"、"苗图"指称云南少数民族图册是一种谬误,应当重新正名."滇夷图"是与"苗蛮图"并行的清代云南少数民族图册.<滇夷图说>、<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云南营制苗蛮图册>、<滇省夷人图说>是4部成书年代清楚、今仍存世的重要夷图,"滇夷图"独具特色,比之贵州的"苗蛮图",其历史民族学史料价值更胜一筹.清末来华西洋人留下的"西式滇夷图"也有特别的价值.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两个命题“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不是对立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     

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比照,发现西南夷之"夷"这一概念在<史记>中的含义与语境同<后汉书>、<华阳国志>两书存在明显差异.在<史记>的语境中,"夷"是对西南各部落人群的一个泛称,而在<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夷"则演成一个明确的族属类别称谓.本文就造此变化的原因及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了讨论,指出<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夷"作为与"氐"、"羌"、"越"相并列的族属类别称谓出现之事实,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南夷"部落人群之族系面貌有重要意义,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之别——以汉文史籍记载为中心

"夷"、"羌"是汉唐时期西南民族地区的两个人群类别称谓.对汉文史籍记载的考证分析可看出,中原史家无论对同处一地域上的"夷"与"羌",还是对种族名称大致相似的"夷"与"羌",皆在史书中做出了较明确的区分.从汉文史籍角度对唐以前西南民族地区的"夷"、"羌"两类人群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夷"、"羌"是两个不同的人群系统.     

沈葆桢在闽台的功绩之办船政

1．船政学者认为：福建船政事业起于左宗棠，成于沈葆桢，这符合事实。鸦片战争失败后，迫使朝野考虑中国的命运前途问题，出现了一些很有智慧、很有眼光的共识，如图变革新，如“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     

郭嵩焘的洋务观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代驻外公使 ,以宣传洋务和出使英伦并提出最早的维新思想闻名。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对夷患及夷患的解决就提出独到见解。他的洋务观比洋务派的观点激进而深刻 ,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

清代,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改土归流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持续而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汉化"过程。由于汉族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汉族"夷化"呈现出由强变弱、由大规模转为局部的趋势,处于持续衰减和退缩的过程中,但从未停歇。少数民族"汉化"和汉族"夷化"的过程就是双向互动的民族融合过程。"汉化"与"夷化"两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汉化"的中心区就是"夷化"的边缘区,"夷化"的中心区就是"汉化"的边缘区。"中心"与"边缘"随着观察视角的转换而转换。"中心""边缘"互为转换的观察视角实质上是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单向度的"中心—边缘"模式,更为立体地、客观地展现云南文化的多源、多元特点。     

论魏源的军事思想

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后 ,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和“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悉夷情”、“筹海防”等策略原则 ,并就军队建设、作战方法、军民结合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正确意见 ,从而为中国军事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蓝图和正确的方向。因此 ,魏源的军事思想 ,成为中国军事思想由古代向近代转变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苦苦求索。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掠夺和奴役的屈辱史。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但在当时的中国，他们的先进思想和主张无法实现。19世纪60—9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以奕祈、曾国蕃、左宗棠等为代表，面对不断加深的统治危机，     

神州与阎浮、气禀与佛性——论佛教对“夷夏之辨”的超越与民族融合

南北朝时期,顾欢作《夷夏论》,掀起激烈的“夷夏之辨”.顾欢结合地域、气禀论证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异与不可改变,为一极端的夷夏观.对此,佛教徒从宇宙论、人性论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破斥.宇宙论层面,以“阎浮”世界包涵中国传统的神州世界.人性论层面,以般若性空理论破斥夷夏之间本性的差别,同时,根据《涅槃经》佛性论强调“佛性”为众生共同的本性.这些观念打破了夷夏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为当时的民族融合提供理论根据,对民族融合有重大促进作用.     

近代湘学对“夷夏之防”和“中体西用”的突破

19世纪中叶,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发动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务派和顽固派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论战,顽固派的指导思想是"夷夏之防",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以郭嵩焘、曾纪泽为代表的湘学人物,坚持湘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突破了这两大指导思想,开维新变法之先声,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西南边疆僰夷的分布变化及僰夷文化浅述

僰夷是元明时期对今傣族先民的称呼,明代西南边疆僰夷由南向北可以分为聚居区、杂居区、散居区,各个分布区的僰夷在保存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区域性的文化差别、文化变迁。     

论民国时期四川“夷务”问题——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为考察对象

夷务问题由来已久,但是民国建立后却愈发严重,究其责任主要归因于地方政府处置失策。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与政府对于彝族和夷务问题都产生了新的认识,夷务政策也从过去的剿夷转变为化夷,但仍然不是从真正平等的角度来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而政府所提出的治理夷务和开发彝区的计划虽多,却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从未一以贯之地真正实行。因此,夷务问题历经民国政府30多年的应付,却始终未能解决。     

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

在区域性地理类型的影响下,东亚大陆的人类文明长久以来大致呈现为农业和牧业两种类型.然而由于文字表述的限制,流传至今的相关记载呈现为农耕汉语一方占绝对主导的格局.世人对两大文明的社会认知与历史记忆也多受此影响,每每表现出以中原农耕为核心的单一偏向.站在如今生态和谐与文明比较的立场上对此重新检讨,从"牧耕交映"角度看夷夏关联及其影响下的东亚格局,倡导多源与多元的新史观,是夷夏历史书写的新视野.     

关注

四次错失良机 温家宝总理在纪念中科院60周年时指出，中华民族近代四次错失科技革命的良机：第一次是当欧洲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我们正处于“康乾盛世”，从“天朝上国”的自尊，到发布“禁海令”，中国通往世界的大门被关上。第二次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发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     

试论藏彝走廊“夷”类人群入唐后的去向问题

夷是唐以前藏彝走廊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一个人群类别,但在记载唐代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却已基本不见称夷的人群。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指出夷入唐后主要有两种去向:一为吐蕃征服并统治;一是原先称夷的人群在唐代被转称作蛮。文章同时对夷在唐代被转称为蛮的背景进行了讨论,认为唐人的民族观及对藏彝走廊地区人群的分类标准与汉晋相比已发生较大转变。     

“中”“和”思想与“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

"协和万邦之道"是传统中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华夏之中国与周边民族及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要靠什么样的政治理念与外交实践原则去维系,才是最具正当性且最具有效性的。它以"夷夏之辨"为民族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从"天下一家"或家国一体的民族国家观出发,建构了一个具有天然合法性且具有等级尊卑秩序的和谐世界图像,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处理及世界和平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与价值。     

洋务运动中顽固派的思维方式

洋务运动中,顽固派从固有的传统观念出发,坚持华夏中心主义,坚决排斥外来势力和外来事物,拒绝一切形式的西学引进和改革,并以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和价值尺度作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基本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表现为"夷夏之辨"、"保卫圣学论"和"民心可恃论"等。在不断遭受西方列强欺侮的情况下,顽固派又将其极端化为"洋人禽兽论"、"圣学泛教化论"和"复仇论"等。     

镇远青龙洞古建筑群的建筑元素探析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的地方,但青龙洞古建筑群并非完全是汉文化的成果,它不仅具有苗族的吊脚楼建筑元素,而且还凸显着侗族建筑的三数文化、三角数文化元素及"天人合一"的宜居环境理念。体现了多民族聚集区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相互借鉴、和谐相处特点,是夷夏交融的地方文化在建筑风格上的体现,为民族建筑艺术增添了亮丽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