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使罪犯无处可逃

发出“红色通缉令”400份 1994年，中国与泰国签订了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他国签订的第一个引渡条约。目前，中国已与40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据报道，自1984年以来，中国共发出“红色通缉令”近400份，从1993年起，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双边警务合作，我国警方先后从国外押解、遣返犯罪嫌疑人210多名．办理刑事司法协助案件300多起。     

中国与西方国家联手压缩外逃贪官生存空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4日分别批准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引渡条约、中国和法国引渡条约。根据这两个引渡条约，缔约双方均有义务引渡一方境内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以便对其进行起诉、判刑或者执行刑罚。加上2006年4月中国与西班牙引渡条约，中国已与三个西方发达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条约的批准和生效将进一步加强中澳、中法之间的司法合作，尤其是在追捕包括贪官在内的外逃案犯方面的刑事司法合作。     

声音

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末发表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指出，中国已成为国际反腐败的重要力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签署了检察合作协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已与51个国家签订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新加坡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的相关法

新加坡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法律制度主要由对腐败犯罪人的引渡、对涉及腐败犯罪证据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等内容构成。新加坡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主要是依据国内立法而不是基于国际条约与其他国家开展刑事司法合作。新加坡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法律制度完善而且先进,在反腐实践中运行良好。     

引渡制度溯源

引渡 ,是一国把在其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判刑的人 ,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 ,移交给请求国以便审判或处罚的一种司法活动。它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交通工具的改善 ,罪犯在一国犯罪后较易潜逃至另一国 ,特别是现代走私、贩毒、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集团犯罪、国际性犯罪日益猖獗 ,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危害。为了惩罚犯罪 ,维护国际法律秩序 ,引渡制度便应运而生。最早的引渡活动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2 80年 ,埃及国王拉麦赛二世和赫梯族国王哈杜西里三世在叙利亚战争…     

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接——新蔡县人民检察院的探索与实践

为了避免一些行政执法单位在执法过程中出现该立案不立案、发现刑事犯罪线索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交等现象，新蔡县人民检察院与县直有关行政执法单位充分协商，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意见》，初步形成了检察机关牵头，各行政执法单位参与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大格局。     

关于引渡的几个问题解析

引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制度,2000年12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这是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国颁布实施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也是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一部重要的法律。这部法律的颁行,对于我国加强与外国的司法协助与合作,对于加强中外开展打击犯罪的合作,以及我国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都将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有必要来进一步梳理一下关于引渡的几个问题,使我们对引渡能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贪官“外逃通道”能否保命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贪官外逃的通道正被一一堵塞,一些腐败分子被引渡回国,中外反腐合作趋于制度化(10月9日《新华网》)。重视反腐国际合作,让贪官的“外逃通道”越来越窄,对我国在追逃过程中存在的“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依据。显然,就签署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问题加强与各国的谈判,是堵塞贪官外逃通道的前提。我国与发达国家签订引渡条约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对“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异议。今年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     

废除贪官死刑意昧着什么？

近日，有专家在人民网发文建议废除贪官死刑，理由是因为国外有“政治犯不引渡”和“死刑犯不引渡”的条款。为了把逃到国外的贪官引渡回国，所以我们必须废除贪官死刑，     

内地与港澳台地区民事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问题之我见

1997年以来，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多法域国家，即出现“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随着内地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经济贸易与民事交往的增多，跨法域的民事案件层出不穷，并引起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建立完善的区际司法协助体制成为解决当前司法冲突的重要途径，而民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作为诉讼程序的归宿，毫无疑问成为司法协助的最终目标。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价值选择及现实意义

建立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既是世界刑事诉讼发展潮流,也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司法工作的一个重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于被害恢复、有效防止新的加害、促进刑事诉讼活动顺利开展、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思考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证明活动的重点。当事人行使诉权、律师行使代理诉讼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学者们研究与评判法院判决中对查明事实的认定，都离不开证明标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规范抽象，且缺乏科学性。因此，可以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确立法律真实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关于片面共犯的理论探讨

片面共犯在中外刑法学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文章支持片面共犯的观点，认为片面共犯具有存在的哲学依据、刑法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并且对片面共犯存在的范围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进行了论述，指出肯定片面共犯理论对于完善我国的刑法理论、指导司法实践有积极意义。     

司法令状思考四题

建立司法令状制度是司法界的一贯主张。司法令状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同样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司法令状的实践运行表明,其本质是行为的合理性。事实上,司法令状远没有达到大多数人所宣称的那种功能,执行官员也总是在想方设法逃避适用司法令状,如紧急情况下的搜查、扣押或逮捕等。因此,我国进行司法令状制度设计时应借鉴以往的经验,做到有的放矢。     

浅谈检察机关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积极主动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促进实现社会和谐与公正的重要保障,也是检察工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正确理解和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作用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刑法因果关系与客观归属新论

对于刑法因果关系，应当将其定位为一种归责理论，确立一种两阶段的思考方法，第一阶段以条件公式确定事实性条件关系的范围，在此基础上进入第二阶段，以折中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并客观归属论的合理内容对处罚范围进行限定，考虑是否对行为人进行归责。     

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之分析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本身蕴含着深刻的和谐思想,符合和谐社会的法治原则,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人权保障理念,适应了和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要牢固树立促进杜套和谐的新的刑事司法理念,大胆改革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的相关司法制度,积极探索促进社会和谐的相关刑事案件处理办法。     

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但并未对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进行规定。构建未成年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维护司法平等和司法公正。但实践中还存在诸多不足,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建立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基金,不断提升援助人员的素质,且将法律援助与社会救济有机结合。     

再析侵占罪的几个问题

自新刑法颁布以来,刑法学界对侵占罪的相关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议,司法实践中在认定侵占罪时标准也各不相同。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改

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其精神实质是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根据其犯罪情况和人身危害程度，采取宽严不同的刑事策略。目前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尚有不少困难和问题，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对刑法进行修改和完善，解决不合理的法定刑配置问题，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