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杨黄霖和他的情报世家

2010年9月28日,杨黄霖叔叔病故。那天正是先父金城的忌日,杨家人说杨黄霖是追随老首长西去了……确实,杨黄霖叔叔是爸爸在延安时的得力助手和战友。杨黄霖,在延安交际处工作时叫黄霖,我记事时就认识他。他的妈妈肖禹,人们尊称为杨老太太,1946年春携长媳及孙儿孙女来到延安,入住交际处。当时的烈军属住在交际处的还有孙炳文夫人任锐及其女儿孙维世,欧阳陶承,黄齐生夫人王守瑜老太太,郭沫若的岳母喻老太太,以及林彪之父林明卿、姐姐林宝珠……他们都是交际处的烈属     

回忆罗瑞卿同志在“抗大”二、三事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正是“七·七”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月,我来到重庆川东师范求学。在重庆,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正确主张的影响,我日益渴望到延安去。一九三八年春,我终于启程步行奔赴延安。五月一日,我到达延安,五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年,担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同志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忆董老

七十年对人生来说不算短暂,有些人和事回想起来却那样清晰、历历在眼前。董必武同志——我们都亲切地称他董老,论年龄他几乎是我的祖父辈了,但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是那样融洽、那样亲切,那个年代没有代沟啊!1939年5月份,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从延安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他们带领了一群年轻人,从延安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是其中的一员,时年17岁的丫头片子,虽然当时我已经去延安学习了一年多,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领导人,当年延安很受尊敬的老革命“四老”——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我一个也未曾见过面,这次机缘巧合,能随林、董二老同车去重庆,真是惊喜万分。从延安出发时共有三大卡车的人,挤得满满的,而我却一个都不认识,车停第一站时,我才看见二老从司机驾驶室下来。我十分惊奇;这么大岁数了还和我们一起坐卡车,一路颠簸,据说要走十来天哩。但见他们精神健旺,谈笑风生。我们才听说这就是董老和林老,一路上他们经常和我们这批年青人说说笑笑,特别是问到我们的家庭和到延安后的情况,并记住我们的名字,董老特别对我说,不要叫她小广东了,因为你要长大的,那就不好改正了,就叫名字吧,老人家就真记住我...     

道德风范 光耀千秋——经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 忆周恩来同志二三事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中的一些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可以说它们在某些方面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是1941年9月,党组织从延安调我到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任南方局书记,负责国共谈判、统一战线和国统区、敌占区党的地下工作。能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在延安,我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受到很大教育,对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早有所闻。我想,到重庆后,他一定会问起延安的情况。为此,我就延安的学习、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作     

王若飞:一切为了人民打算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机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不幸坠机遇难。他在离开重庆前一天说的"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句话,成了他最后的遗言,也是他革命一生的写照。     

王若飞：一切为了人民打算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乘机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不幸坠机遇难。他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说的“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句话，成了他最后的遗言，也是他革命一生的写照。     

保障中国人民胜利的伟大战略部署——学习刘少奇同志《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等两篇著作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赴重庆谈判。他离开延安的前夕,八月二十七日,中央发出通知,在毛泽东同志离延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因疲劳过度,于十一月中旬住院休养,十二月下旬出院。在这期间,中央仍由少奇同志主持工作。抗战结束了,蒋介石要抢夺胜利果实,忙着部署打大     

陈嘉庚的"两顿饭"

在延安杨家岭,听讲解员讲了这样一段往事.抗战时期,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陈嘉庚先生,分别到重庆和延安考察.他先到了重庆,蒋介石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并花800块大洋,在重庆最好的酒店为他摆了一桌接风宴.接着,陈嘉庚又到了延安,毛泽东也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并请他吃了自己亲手种的菜.只是这一顿饭,只花了两毛钱.事后,陈嘉庚深有感慨地说:"蒋介石招待我花了800大洋,而毛泽东招待我只用了两毛钱.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曾亲眼见到总司令朱德自己装了饭杂在勤务兵中,狼吞虎咽吃了个饱。”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延安的见闻,改变了他的看法。在重庆,蒋介石请他吃了一顿800大洋的盛宴。在延安,毛泽东则用亲手栽种的蔬菜和邻居送来的一只母鸡宴请他。     

柳亚子请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趣闻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乘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了同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和平谈判亲自来到重庆,成为重庆的一大政治新闻。各界人士对这次和谈都寄予很大希望。以忧国忧民著称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和文化人奔走相告,欣喜异常。毛泽东的故旧及一些社会名流纷纷前往他的住地拜访。     

陕甘宁边区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历史启示

正1940年5月31日,新加坡华侨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访问重庆后,抵达延安。陈嘉庚在延安先后考察了工厂、机关、学校和市场,广泛接触老百姓,延安廉洁简朴的作风与重庆当局奢靡之风形成强烈反差(1)。返回新加坡后,陈嘉庚将在重庆和延安的所见所闻作了对比,     

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

周恩来记得“延安名角”1940年8月底,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后经延安返回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回到红岩使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大家在生活上好像也活跃起来,所有同志对他都非常尊敬爱戴。恩来同志本人对大家都很亲切,没有一点首长架子。那时,我对他不熟悉,在延安的时候听过他作报告,我们从延安新来的这批年青人在离开延安前,他和其他首长一起接见过我们,他还和我开过一句玩笑,说我是个“小广东”。有一天,我抄完急电,小鹏不在,我拿着一叠电报到恩来同志处,他很快专心地读完,抬头看见是我,有点惊愕地说:“你不是…     

解放战争时期的川东地下斗争

1945年3月回延安参加“七大”，我是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代表四川组的成员，“七大”以后，周副主席（当时对周恩来同志的通称）指示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廖志高同志，要他抽调一部分七大代表（在国统区没有大暴露的人）到国统区工作，决定派我再回四川工作。当时美国在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常有飞机来往于重庆——延安。1946年1月，我坐美国人的飞机约半天时间到了重庆，来到了中共南方局。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副部长于江震两人同我谈话，决定派我到秀山去开展工作。     

永远做革命的螺丝钉

1921年，我出生于当时叫马来亚的马来西亚，早年我祖父从广东花县由水客带到马来亚谋生。父亲青年时代学裁缝，自己开店，逐渐发达，家境小康。我于1935年回国，1938年夏季去延安，同年秋加入共产党。     

任弼时转战陕北

任弼时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声誉。从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栉风沐雨,转战于陕北的山山水水,“在世界上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周恩来语)。毛泽东在回忆一生中他最辉煌最得意的解放战争时也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发现刘胡兰是个好典型1947年3月11日上午,在美军观察组和外国记者刚刚撤离不久,国民党空军就对延安狂轰滥炸。13日,胡宗南以15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向延安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历时7天的保卫战给敌人大量杀…     

镌刻在红岩上的足迹——萧泽宽与重庆

萧泽宽是四川富顺人,晚年长住北京,但他一生最挂念的地方却是重庆,因为他一生最辉煌和最坎坷的经历都在重庆。然而正是他在重庆的大悲大喜,为重庆这块热土烙下一串闪光的足迹。     

博古与新四军

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博古于1937年7月离开延安前往上海,先后担任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后于1940年11月由重庆奉调回延安。在南方的3年多时间里,他为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6年4月8日,博古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本文仅就这一时期博     

博古与新四军

<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博古于1937年7月离开延安前往上海,先后担任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后于1940年11月由重庆奉调回延安。在南方的3年多时间里,他为推动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6年4月8日,他与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幸同机罹难。这一时期博古与新四军的关系值得关注。     

“村长”

张金城是沈阳市总工会副主席,却有个外号:“村长”。这个外号怎么来的,说来话长。2005年新年刚过,在沈阳市城市职工养老扩面会议上,张金城代表沈阳市总工会做完汇报后,时任沈阳市市长、现任市委书记陈政高问了他一句:“老张,工会能不能把农民工组织起来?”正是这句话,在张金城心中擦出了筹建农民工工会的火花。回到单位,张金城立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时任沈阳市总工会主席的李继安,得到了肯定:“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我全力支持!”很快,由张金城任组长的农民工工会筹建小组成立了。动员农民工加入工会,离不开大力宣传。最终,张金城把开始宣传的日…     

忆九三学社的两只“老虎”——记祖父许德珩与周培源先生的交往

九三学社的首任主席许德珩生于1890年，属虎，是我的祖父。九三学社的第二任主席周培源生于1902年，也属虎，我称呼他周公公。1989年10月17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医院北楼202病房举行活动，庆贺我的祖父步入百岁之年。那天早晨，我给祖父穿上了红色的寿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