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批判理论的人工智能伦理学：何以可能与如何作为？

构建一套实现人的解放的全新社会契约，实现科技伦理与科技赋权的弹性均衡，确立以实践性原则为主的公共治理规范条款是人工智能伦理学作为批判理论的可为路径。至此，面向未来解放的人工智能伦理学作为一种批判理论的新知识谱系，有效地契合伦理学研究的复杂性需求，最终通过人工智能“善治”来实现对美好“善智”生活的向往。     

平民化报道的消极影响

传媒自由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理念。传媒自由理念本身就预设了其价值合理性及道德责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当前的传媒自由已经背离了自由的真实含义．忘记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因此．传媒伦理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学界与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传媒伦理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研究如何运用普遍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去解决传媒领域中存在的道德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传媒职业道德的学问．作为一种规范的传媒伦理具有两个向度，一个是自律的个人德性的向度：一个是他律的传媒制度伦理的向度。因此，传媒伦理建设也应该围绕着这两个向度展开。目前传媒伦理的理论指向问题就是．传媒伦理究竟是个人德性的，因而是私人道德．还是公共的德性，因而是行业制度的道德．无论传媒伦理的哪一向度都不足以单独支撑传媒伦理大厦，单独强调某一向度都不能解决传媒领域中的道德问题。传媒伦理应是私德与公德的统一。     

伦理“普遍物”与政府公共性

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物”。作为政府而言，它也是一种“普遍物”，而且政府“普遍物”的现实表现就是其公共性。公共性是政府所固有的首要特性和核心价值。由这一特征和价值出发，可以更明确地说：政府是一个公共组织，其基本内涵是凭借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实现政府的公共性，不仅是政府的政治责任，而且是政府的道德责任。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实现政府的公共性关键在于维护公共权力的伦理合理性和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喜忧皆有 任重道远——当前社会公德建设的调查

伦理学告诉我们,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社会公德是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层次,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规范和准则。公德与道德的联系和区别就在于,公德是道德水平一个方面的反映,是思想道德的展示。公德作为一种社会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向心力,是保证社会有     

境遇伦理模式新论

一 必然性:规范伦理模式向实践伦理模式的转换 不言而喻,当代中国的道德已陷入某种困境,而且,现在流行的规范伦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形式模式)又没有能力扭转这种困惑的局面。现在,人们急切需要的是一种能直接指导现实道德生活的实践伦理模式,但是,现实的伦理理论却常常使人们失望。一方面,欧美的道德教科书是如此地不符合我国国情,如美国学者J·P·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所构筑和提出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体系和“生命价值”、“善良”、“公正”、“说实话”、“个人自由”五项道德原则,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相径庭;另一方面,苏联模式     

现代哲学的伦理转向

伦理从来都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在今天，当哲学从科学的领地分化出来之后，就基本回到了人自身，而“伦理学的一切问题就是围绕人展开的。”所以，现代哲学就转向了伦理学，成了研究人性、完善人性之学；成了领悟生命意义、洞识生命价值之学；成了辨析社会现实、提供生活信念之学。     

过渡时期单位复合功能的变迁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已就业的人都会对他所在单位的功能有着深刻的感受与体验。因为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乃至事业上的发展都与单位休戚相关。个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既带有一种伦理色彩，又具有较强的组织特性和政治特色。换言之，单位不仅是提供就业的场所，而且也是个人安神立命的依托。所以，中国城市中的单位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型组织”，它承担着国家分解下来的某些公共功能，同时又作为一个扩大了的家庭（extendefamily），对单位内部所有成员甚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要进行有始有终的安排。单位如同一个完整的社会，它的功能的实现也…     

应急管理：地方政府和民众公共事件信息信任危机审析

网络信息时代危机应急处置的一个新课题是公共事件信息信任危机的应对。处于信息互动双方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在公共事件信息互动上信任的不足，不仅从公共事件中衍生出次生危机，还影响到目前全社会的信任建立，应和公共事件一起作为危机来加以治理。公共事件官民双方的信息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博弈的过程，信任危机的产生源于官民双方在信息的发布与接受上背离了良性互动的契合点。治理公共事件官民信息互动信任危机的政策设想是，以“将心换心”式的对等为伦理方向，以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为策略，以纠正眼下有碍对等信任伦理努力的不当行为为途径，通过官民分治和共同配合，达到地方政府和民众重归公共事件信息良性互动的契合点进而重建信任之目的。     

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构想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中 ,主要应当包括 :公共管理的一般性研究、公共管理的主体研究、公共管理的制度研究、公共管理的工具研究、公共管理的行为模式研究和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关系 ,公共管理中的伦理精神是一种普遍精神 ,在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中 ,都贯穿着伦理精神。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决定了公共管理的制度、程序和行为体系都必然是伦理精神的实现。     

立德树人何以可能——以黑格尔的伦理与道德之辩为基点

“伦理”与“道德”是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从词源学上,二者具有相似性;在哲学史上,二者也往往被混用。黑格尔是最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的哲学家,这一区分体现出了作为他律原则的“伦理”与作为自律原则的“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的辩证关系可为新时代的立德树人教育提供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实践理性。立德树人的任务是在健康的师生关系中实现道德文明的代际传递和科学知识的迭代更新,因此,在注重个体道德自我意识培养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师生伦理共同体或整个社会伦理实体的构建。只有实现伦理实体和道德自我的和谐共生,才能充分发挥师生各自的道德主体性,养成“求真向善”的德行,从而达到立德树人教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知识论与伦理学交汇何以可能？

知识论以知识为对象，伦理学以伦理为对象，讨论二者交汇何以可能，应从知识与伦理能否互涵入手。知识既是联系世界的特殊方式，也是以信念为动力辩明的真理，其内蕴的自在法则、公理、律令，构成知识和伦理的基础与来源。伦理（Ethics）之气禀、品性向习惯、风俗生成，敞开其普遍性体认方式、行为模式和精神结构，获得汉语“伦理”的本体性解释：“伦”之本义是辈分，本质是血缘，敞开为类聚。血缘贯通自然生育法则，辈分和类聚张扬自然之理，使“伦”与“理”会通生成人类原初认知结构的是人性。人性构成知识与伦理、科学与价值、知识论与伦理学交汇的逻辑起点；以此出发，向上行，达于形而上学，所有领域的真知将得到会通，知识论与伦理学交汇亦在此会通之境达成；向下行，开辟知识与道德的融通运用之道。前者以信念的确信、指涉的普遍性和解释的合理性为准则；后者以指涉的时空性、理解的精确性和使用的规范性为准则。统摄二者使之发生交汇效应的根本依据是合律性：首先是合社会律，但前提是合人文律，最终是合自然律。知识论与伦理学的交汇，最终是形下生活运用与形上追问真知相交汇的合律性。     

消费伦理与扩大内需之关系

近来，经济学家们已经为扩大内需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意义和可行性的操作性建议，笔者认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手段来扩大内需，都不能忽视对当前我国消费伦理问题的研究。讨论消费伦理问题，从个人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两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容易阐述清楚其中的学理脉络。个人消费伦理：个人消费行为通过个人的消费支出表观出来，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之间基本上是“量入为出”，同时对其它人和社会又不造成负面危害影响的，就可以视为正当合理。个人消费支出是一个变量，它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增长。并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     

本刊作者简介

孙春晨，男，江苏省扬中市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道德与文明》杂志副主编，主要从事伦理学理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出版《市场经济伦理研究》、《生死论》、《伦理新视点》、《人生幸福论》等专著，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人民论坛》、《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面向生活世界的伦理人类学》、《符号消费与身份伦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穷人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学：从构建体系走向问题意识》、《“人情”伦理与市场经济秩序》等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伦理新视点》（合著）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专著类”二等奖、《人生幸福论》（合著）获国家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人情”伦理与市场经济秩序》获“中国伦理学会首届学术奖”论文类二等奖。     

重构社会公共性——审视中国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网络公共性实践的困境与超越

有关公共性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行动领域，是一个非个人的交往、信息和舆论领域，它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在公共领域中，人民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达成共识，以实现对国家活动的民主控制。他认为，与国家、政府支配的“行政的公共性”不同，“市民的公共性”是由作为独立个体的市民为了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与其他市民共同合作创造的崭新的生活新世界。也因此，有学者认为，“研究公共性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重新审视社会运行基本规则的变化”。     

中国社会需要“新伦理学”

中国社会需要“新伦理学”复旦大学谢遐龄人伦关系即从伦理角度看的社会关系，又称伦理关系。人伦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关系，一是法权关系（或称权利关系）。后者通常被忽视。古代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一般归纳为５个方面——君臣、父子、夫妻、师生、朋友。当代中国...     

规范伦理的现代性反思

在道德系统中,规范伦理的参照对象是德性伦理。规范伦理是一种以人的行为为中心的伦理学,它关注的中心问题是“我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自从思想启蒙之后,在伦理学领域里,规范伦理几乎成了衡量个人行为的唯一标准。规范伦理居于伦理学中心地位的理论根源在于理性主义的张扬,而深层的现实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全方位转型。     

休闲伦理研究综述

道德不仅是融通休闲活动诸维度的中介,而且是休闲活动境界提升的内在动力。道德作为人们把握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是最活跃的因素,渗透在休闲活动的各个维度中。虽然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话题,但是休闲在伦理学领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专门探讨,"休闲伦理学"还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随着休闲在人们全部生活中的比重的增加,相关伦理问题在休闲研究中逐渐突出,休闲伦理研究的迫切性日益凸显。考察休闲伦理研究的历史源流,对于未来休闲伦理学学科的建立,以及当代中国休闲伦理建构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式公众同情：一股柔软力量的兴起和嬗变

“同情”通常是伦理学以及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但是当这种情感被赋予了集体涵义，作为一种公众情感出现，作为一种“想象的权威”，一种批判性社会力量，它正试图融入公共领域，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影响司法进程，甚至可以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具体方面，通过某些特定事件兴起的公众同情可以改变某些当事人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当公众同情这种渲染性很强的情绪碰上各类新式媒介，透过妙笔生花的媒体渲染，这种情感往往显得热情激烈且戏剧性很强，这时的公众同情往往会因其女性化、反复性、易操纵等特性而遭到崇尚理性的公民群体的批判。     

反公共性：儒家伦理的内在限度

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生发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家伦理为基点定义的个人,其身份具有等级性的制度化差异,个人责任（或义务）和荣誉观念仅限于在家（或家族）之内,个人的意义消解在家族里。己／人结构的社会格局,是家族伦理的外化推演。儒家反公共性的伦理本位,致使公共精神极度匮乏。它不是一套合理的公共哲学,难以培育出发达的公共理性。     

政治妥协的根源、价值与类型

在人们的传统思维中，妥协常当作贬义词，常与“懦弱”、“屈服”甚至与“背叛”、“投降”等联系在一起。其实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妥协并非是或者并非只是消极的。正如美国学者多比尔曾经指出，没有人喜欢妥协，但每个人都在妥协，妥协遍及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妥协其实是一种基本的常见的政治现象。作为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政治妥协也必然有其存在的理性与道德基础。一在远离公共生活的纯粹私人领域，个人也许无需妥协，然而，亚里士多德等许多先哲早已指出，人只能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人的理性行为在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