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的中西方哲学探讨

对幸福的探讨最早源于哲学领域.在西方哲学视阈下,幸福观按不同时期和内涵分为感性主义幸福观、理性主义幸福现、基督教幸福观.在我国传统哲学中,儒家、道家以及后来引入的佛教分别提出了儒家幸福观、道家幸福观和佛教幸福观.对比中西方幸福论的发展与异同,追根溯源寻找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时幸福的认识历程,将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理解幸福.     

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三副面孔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主流具有无可辩驳的地位和意义,现代文学的价值框架,最终的意义指向是启蒙和启蒙的伦理范畴.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和启蒙话语在与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的纠葛中,生成了三种启蒙价值形态和文学话语模态.     

不能把近期“文化热”同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

前些时候,不少同志把近期的"文化热"同五四时期相提并论,似乎现在又面临一场类似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提法是不符合现实的.近期的"文化热"和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截然不同.首先,"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五四时期争论的焦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今天的争论是围绕着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光明中奋进.其次,五四时     

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评刘伟《“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近年来研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探索,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过置入于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流程中的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个案分析,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本视角"的独特个性与内在规律,为深化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和理论参照。     

钱穆的世界文化个性思想评析

钱穆以“扩广群”、“历永世”为原则将世界文化划分为中国、印度、欧洲三大文化,分析了中印欧三大文化的个性精神,指出文化个性决定于环境,并且从文化个性的角度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钱穆的世界文化个性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其对文化个性的概括显得不充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脱离了社会生产方式;“中国文化最优论”也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才有意义。     

五四时期对传统孝道文化之批判述论

"孝"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五四时期,一些思想家对封建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就集中在孝道上,他们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危害及虚伪性,并对建立新型的家庭伦理关系提出了新见解.应当客观公正地评估五四时期思想家们对传统孝道之批判,把握其中得失,为建设健康人道的新型家庭伦理提供借鉴.     

《觉悟》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五四时期,大众媒介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四大副刊"之一的《觉悟》在新知识分子的运作下,发表了大量翻译和评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并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辩论,极大地推动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罗素"爱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作为欧洲20世纪初叶新教育运动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罗素倡导在教育中要热爱儿童,不压抑儿童个性,提倡发现式学习,使学习成为一种乐趣,主张把培养完美发展、具有理想品格的人作为教育最终目的等。这些教育思想不仅对改革西方传统教育起了积极作用,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构建的新道德

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新道德,是以个人主义为道德原则的,其实现途径是易家族本位为个人本位,易禁欲主义为合理利己主义,根本目的就是要冲破封建主义樊篱,求得人的个性解放,拯救民族危亡,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试论"五四时期"新思潮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新旧制度、新旧知识、新旧道德在冲突中衔接的重要时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大量的社会新思潮,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思想、政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五四语境下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合离

基于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发展脉络,来探索此阶段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反应。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经历了一个合离过程。主要探讨二者在文学革命初期的相遇,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的区分,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后的分道扬镳的过程。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北大核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理性视角下的"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目前为止仍然是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概括。从中国传统家庭、国家及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表现出发,发掘其中的＂理性选择＂因素,力图对这一概念有新的理解：＂差序格局＂在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情感纽带的同时,也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性特质。     

"大一统"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

"大一统"的社会整合机制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必然性,是人的历史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从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又一个制度创新的历史时期,和两千多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的制度创新不仅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富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一次的制度创新也不可能仅仅在自身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产生的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运行.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在引入的西方的社会分工机制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社会结构正在和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积极影响

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本质上是西方资产阶级处理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的道德原则。在中国近代,个人主义作为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武器,曾经发挥过积极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国民性的改造问题是近代进步知识分子倍加瞩目的焦点问题之一,各路文化精英纷纷发表意见,其中,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于此潮流中脱颖而出,在民国七八年间,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今天,反思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五四时期的积极影响,并对其加以批判地吸收仍具有重要意义。1　　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旧道德。它为确立适…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及启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由理论的抽象转化为理论的具体生动、由少数人理解和掌握转变为通俗、并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五四运动时期,乌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被大众广泛接受,是中国第一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直接结果导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为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有益借鉴.     

"内圣外王"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相通或相近之处。＂内圣外王＂思想作为儒家的基本命题,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内涵,体现着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观点。从＂内圣外王＂的内涵、＂内圣外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内圣外王＂思想对当代的积极影响三个方面来解读＂内圣外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用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早期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领袖主体形成——以戴季陶陈独秀关系为例

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比中国共产党人早,五四时期,他们的宣传在客观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汇合,造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使马克思主义从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堪称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及后来反共理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对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     

论"国学"之作为"学"

“国学”就是“中国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就是渗透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学等具体学问之中的“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中国思维”。它主要表现为:只讲“相关律名学”(correlation-logic),而不讲“主谓式句辞”(Subject-predicate proposition);只讲现象论,而不讲本体论(ontology);只讲符号论,而不讲实在论(realism);只讲“内在关系”(internal relation),而不讲“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只讲“大心论”,而不讲“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之类的任何“中心论”;只讲“职司主义”或“功能主义”,而不讲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等等。这是一整套有别于“西学”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了这套独立的“思想体系”,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